尼娜・赫鲁晓娃在纳博科夫的塑像前
本报记者康慨报道 1956年，赫鲁晓夫警告西方：“我们将把你们埋葬。”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他的
赫鲁晓娃的新作《想像纳博科夫：艺术与政治之间的俄罗斯》（Imagining Nabokov: Russia Between Art and Politics），2008年初同时在美俄两地出版（俄文版书名为“гостяху Набокова”），充满了对俄罗斯在全球化时代如何进行文化定位的思考。它既是文学评论、也是文化批评，并且混合了传记和自传的成分，甚至虚构了她与纳博科夫在瑞士的促膝长谈。
在俄国的宗教和文化传统中，固有一种特殊的使命感，其源头是对莫斯科第三罗马至尊地位的信念。19世纪的诗人丘特切夫曾说：“你无法以心智去理解俄国。对俄国，你只能信仰。”在赫鲁晓娃看来，这种对俄罗斯无上精神的信念，往往成了国家落后的借口。俄国人更愿意耽于空想，而不是对自己的生活承担责任。合理的个人主义从不为俄国人所容忍，决定他们生命意义的，是命运或国家这样的外力。他们生活在一个理想化的、诗艺的世界――“幼稚的俄罗斯天堂”，既不能也不愿付诸实际行动。
赫鲁晓娃发现，这种情况若要有所改观，纳博科夫的小说或可成为捷径，这些写于50年前的作品，简直就是对当代俄罗斯文化和社会现实的预言。其人物，乃至作家本人的经历，都可为当代的俄罗斯提供一个不无裨益的参照。当年去俄赴美的纳博科夫不得不开始自我奋斗，重新确立个人生活的意义。同时，通过《微暗的火》、《阿达》和《普宁》等作品，他重新诠释了俄国小说的传说，将对个人苦难和集体生活的强调，转向对自我“幸福”的铸造。赫鲁晓娃认为，21世纪的俄罗斯正面临着类似的挑战。
英文的《莫斯科时报》5月8日刊出了对赫鲁晓娃的专访。她于1991年离开俄罗斯，入读普林斯顿。对一个俄国姑娘，特别是赫鲁晓夫家的人来说，那就像“另一个世界”。是纳博科夫，帮助她离开了广阔而整齐一律的俄罗斯式集体主义，开始学会为自己的选择和行动负起责任。
赫鲁晓娃认为，纳博科夫代表着“契诃夫之后俄国文学的新阶段。”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到契诃夫，俄国文学中的主人公，大多沉于精神世界，就个人问题谴责着命运，苦苦思索，受苦受难。而纳博科夫将其主人公置于“正常的”生活，“拒绝将痛苦视作巨大精神深度的一种征兆。”
赫鲁晓娃说，此书英文版和俄文版不尽相同，前者更像小说，后者则更像预言。她回忆不久前在莫斯科的首发式，“第一个提问是，‘幸福是什么？’在美国，人们不会问这样的问题。有时我们不快乐，生活一团糟，但美国人的态度是：‘没事儿，接着再来。’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浅薄――他们只是不需要一天24小时老想这些事。”
但是，赫鲁晓娃也说，俄罗斯人不必因此放弃自己的特性，只是要吸收些别种文化之优。这些主张念其实并不新鲜，早在19世纪上半叶，俄国思想界就有过类似的争论，但赫尔岑和别林斯基等人关于个人主义的观点，在国民中从未产生广泛影响。这也正是赫鲁晓娃此前的忧虑所在。但她找到了纳博科夫，没有什么比他更好的载体了。俄罗斯人热爱阅读，尊崇作家，因此，理解起来绝非难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