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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遭遗忘的艾特马托夫

2008-06-18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康慨 我有话说
上:钦吉斯・艾特马托夫(1928-2008)中:艾特马托夫的遗体安放在比什凯克国家音乐厅内。下:在阿塔贝特(“父辈墓园”)举行的艾特马托夫国葬。

本报

记者康慨报道 生前风光无限,死后备极哀荣。苏联时代的明星作家、吉尔吉斯斯坦的国宝、中国中老年读者记忆中极为熟悉的大作家钦吉斯・艾特马托夫(Чингиз Торекулович Айтматов)的国葬,6月14日在比什凯克的阿拉图广场隆重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巴基耶夫率各界民众数万人在墓地肃立志哀。“征服了世界的钦吉斯”

葬礼前,艾特马托夫的遗体停放于比什凯克的国家音乐厅,上覆红色国旗,供瞻仰。“今天,我们面对着最重大的损失:残忍的死神从我们中间,带走了钦吉斯・特罗库洛维奇・艾特马托夫。”巴基耶夫在致悼词时说。

葬礼结束后,艾特马托夫移灵至比什凯特郊区的“父辈墓园”下葬。这里埋葬着他的爸爸,1937年在大清洗中因“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被处决的特罗库尔。“父辈墓园”――读音为“阿塔贝特”――设立于1992年,其名字正是艾特马托夫本人所起。在他的小说《一日长于百年》里,也有一个类似的墓地――“阿纳贝特”,意思是母亲的墓园。

他的名字“钦吉斯”也大有来头,如果我们换一种汉字音译的写法――成吉思,便可一目了然,那正是成吉思汗的赫赫威名。

“世界历史上有两个成吉思(钦吉斯),一个用剑征服天下,另一个用其精神力量征服了世界。”哈萨克斯坦诗人、前驻比什凯克大使穆克塔尔・沙哈诺夫说。

这些话是何等的高誉,但未尝不能用以说明艾特马托夫的作品是如何脱离了吉尔吉斯、中亚、前苏联的疆界,甚至东方与西方的政治界限,以170余种语言的译本,达于全世界。

为了庆贺他年底的八十大寿,吉尔吉斯斯坦已宣布2008年为“艾特马托夫年”。土耳其的“阿塔图尔克文化、语言和历史高等机构”则在今年早些时候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其使命只有一个,提名艾特马托夫角逐诺贝尔文学奖。但由于死亡,寿宴和大奖他都没能等到。社会主义劳动英雄

4月16日,艾特马托夫因肾功能问题在喀山入院,病情本已得到控制,到了5月份,却突发急性肾衰竭,飞送德国就医,6月10日终于不治,病逝于纽伦堡,终年79岁。

1928年12月12日,钦吉斯・艾特马托夫生于吉尔吉斯山村舍克尔,爸爸是吉尔吉斯人,妈妈是鞑靼人。小时候,奶奶对他最亲,参加婚丧嫁娶各种仪式时,总是带着他。他还按照村里的传统,从小就对七代祖上每人的名字和事迹倒背如流。他9岁丧父,自感蒙羞,后来干过村秘书、税收员、拖拉机队记工员,1942年考入江布尔畜牧中专,再入吉尔吉斯农学院,1953年分配到畜牧研究所的养殖场时,已是发表过短篇小说的文学小青年。三年后,他被送入莫斯科的高尔基文学院进修,终以1956年的中篇小说《查米莉娅》一炮而红。小说写查米莉娅姑娘不堪忍受封建父权家庭的压迫,与伤残军人相爱,终于愤而出走。亲苏的法国诗人路易・阿拉贡对此作大为称许,誉之为“史上最佳爱情中篇”。

艾特马托夫有过人的文才,又赶上了文学环境相对宽松的好时候,加上政治立场坚定,因而在文坛扶摇直上,1963年以小说集《群山和草原的故事》获得了列宁奖金,再于1968、1977和1983年,分别以《别了,古利萨雷!》、《白轮船》和《一日长于百年》三获苏联国家奖金。他于1959年入党,50岁时获授“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并自1966年起连任苏联最高苏维埃委员,自1976年起任苏联作协理事会书记。

1989年5月,艾特马托夫曾随戈尔巴乔夫访问了中国。在苏联解体前的最后几年,艾特马托夫得到外派,任苏联驻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的大使。此后又获任独立后的俄罗斯驻比、荷、卢大使和吉尔吉斯斯坦驻比、荷、卢、法、北约,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使和代表―――他一度一人同时为两个国家担任驻外大使。

晚年的艾特马托夫成了吉尔吉斯斯坦在欧洲的代言人,长居布鲁塞尔,少有时间写作,但还是在2006年出版了最后一部小说。他不愿受摆布,1998年12月拒绝庆祝七十岁生日,硬是改在转年5月做了寿。

1951年,艾特马托夫与凯雷丝・沙姆什巴耶夫结婚,生三子一女后离异,1981年再娶玛丽亚・乌尔马托夫。

张捷在《俄罗斯作家的昨天和今天》(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一书中,以评论家邦达连科1995年的一篇文章为由头,批评了“以‘忘本’和背叛为突出特点的‘艾特马托夫现象’。”

“一个有文学才能、写过一些好的和较好的作品、受到群众的欢迎和国家的优遇的作家,为什么变成现在这种样子?”张捷写道,“首先恐怕在于他成名后严重脱离了人民群众,思想感情发生了变化。”他引用出自“了解内情的人”的传闻,抨击艾特马托夫“这个人工于算计,贪图名利,仍不满足,他在苏维埃时代得到了像他那样的作家所能得到的一切,可是仍不满足,继续追求所谓的‘世界声誉’,一心希望得到诺贝尔奖金。”他为什么未被遗忘

艾特马托夫既不是索尔仁尼琴,也不是法捷耶夫。他是苏联作家的代表,又是其中的异类:一辈子风光无限,没遭过什么罪,晚年声望犹在,死后也未被遗忘。

为什么?通俗地说,他以人为本,以文学为本,这个本,他始终没忘。艾特马托夫不是简单地图解政治,他写当代的生活,不回避矛盾,也写人的内心悲苦,写的很小,小到一匹马的痛苦。

《别了,古利萨雷!》讲的是遭到打击报复,被官僚主义区长诬为“人民的敌人”的塔纳巴依和他受屈的马――古利萨雷。《白轮船》则以儿童的眼光记录了被虐杀母鹿的痛苦,充满了对统治山村的邪恶土皇帝的憎恨,以及在梦中惩罚坏人的快意。

那个时期的苏联文学中,有许多这样轻轻抚摩你心头软肉的作品。比如特罗耶波尔斯基的《白比姆黑耳朵》,如果说它是童话的话,那么它就是一篇你一定要在成人以后重读的童话。

艾特马托夫确实有才。他同时以俄语和吉尔吉斯语创作,大量写到家乡的风情和民俗,又广涉中亚的历史与神话。他写叼羊比赛,写独特的婚俗葬俗,加上清新而极富光彩的语言,与故事和人物有机地合为一体,在当时的苏联文坛,无论如何都是独树一帜,令人耳目全新。

《一日长于百年》里写柔然人用骆驼皮虐俘的“戴希利”刑,操作流程如下:宰骆驼,取皮一块,蒙覆俘虏剃光的头,捆绑其手脚,烈日下暴晒五日,骆驼皮收缩,如孙悟空的头箍一般,紧箍俘头,使侥幸存活的俘虏记忆尽失,变成只知干活、没有思想、绝对听命于主子的顺奴“曼库特”。“一句话,曼库特不知道自己是个人。”

《一日长于百年》的故事发生在风雪交加、只有八户职工的鲍兰雷-布兰内小站,但奇妙之处在于,它时空变幻,忽而回到远古,忽而跑到未来,上天入海,富农蛮夷,太空宇宙,红场白宫,外星人,地球人,好不热闹。最后,铁丝网挡住了送葬队伍通往阿纳贝特历史墓地的路,主人公叶吉盖再次想到了那句话:“你是个曼库特。”

不难理解,富农、顺奴、养路工、宇航员,说到底,都是一个“人”的大主题,以及独立思想、个人身份和历史记忆的极端重要。

从1973年以“内部发行”方式出版的《白轮船》起,尤其是80年代初以来,艾特马托夫的小说被大量译介到中国,《一日长于百年》(后更名《风雪小站》,或译《布兰雷小站》)、《死刑台》(又译《断头台》)、《查米莉娅》(又译《查密莉雅》或《贾蜜拉》)、《早来的鹤》、《第一个教师》、《别了,古利萨雷!》(又译《永别了,古利萨雷!》),《群山和草原的故事》(又译《我的包着红头巾的小白杨》),及其他小说集等,均有中译本出版,有些还不止一个译本。

即使读的是汉语,也能感到他的风格多么细润,情感多么柔软,语言又是多么清新,让20年前的许多中国青年过目怕忘,遂以自来水笔在塑料皮本本里一段段地抄录收藏。钦吉斯・艾特马托夫生前未遭抛弃,死后也不应被人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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