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景汉
也许是我孤陋寡闻，在读陈丹燕的新作《外滩影像与传奇》之前，并不知道这个李景汉。我所知道的李景汉，是前辈已故的社会学家，当然
两个李景汉，都有改造世界的抱负，虽然方式是如此不同。“外滩三号”的李景汉，看到的是社会金字塔顶的人物，他宣称要催生中国的精英文化和艺术。社会学家李景汉，关心则的是普罗大众和他们的福祉。两个李景汉，都说爱中国，爱中国文化，可他们之间的相同点，也许只是名字。
在转述李景汉对外滩的观感时，陈丹燕用了“不体面”这个词，不禁失笑。生活本身，何来体面和不体面的区分。法国Magnum Photos（玛格南图片社）的摄影记者Mark Riboud的相机忠实记录了当时外滩的人间烟火，仅此而已。
Mark Riboud曾说过，“在法语中，有句话，意思是说以低姿态走路。我就是这样，带着小型照相机走路。我不停地仔细观察周围的东西，有时候会拍下些无关紧要的细节。那使我着迷，但我并不创作故事。我只是个琐碎细节的收藏者。”换言之，他只是真实生活的记录者。他记录生活，但不干涉。惟其如此，更显珍贵。
值得一提的是，半个多世纪以来，玛格南图片社关注家庭生活、毒品、信仰、战争、贫穷、饥饿、犯罪等题材，他们的镜头，见证了20世纪诸多重大历史事件。在摄影界，玛格南图片是高质量纪实类摄影作品的代名词。而MarkRiboud本人，更是持续拍摄中国50年之久。他对中国人生活细节和精神状态把握之准，眼光之犀利，往往让人惊诧。
也许，在李景汉先生看来，Mark Riboud们关注的题材，都是“不体面”的吧。显然，它们和“外滩三号”的金碧辉煌格格不入，和“1%的高端”不般配。可是，在外滩身后，上海犬牙交错的弄堂中，李景汉所谓的“不体面”还大量存在着。李先生是否准备将他们一一清除出视野呢？
再看陈丹燕书中的图片，李景汉站在“外滩三号”巴洛克式的巨大立柱前，踌躇满志，是精心选择场景的摆拍。摄影者对这一形象的认同和欣赏显而易见。我想说，在读图时代，一个真正优秀的摄影师，应当促使观者从影像中寻求意义，而非只是沉溺其中。
第一次到上海是2004年秋天。算起来，那个时候“外滩三号”已经开张，并吸引了上海乃至全国所谓上流人士的目光。而这些上流人士，在进入外滩三号时，想必也是小心翼翼的，生怕在这座被金银、大理石、名贵木材和动物毛皮等等奢华物品装饰起来的大厦里露怯。
而媒体称道的“外滩荣耀复兴者”，又是谁的复兴呢？自然是李景汉所谓“1％的高端”，“不体面”的庶民，是被排除在外的。虽然李景汉声称，文化和艺术才是“外滩三号”的灵魂。可是，看看媒体津津乐道的阿玛尼时装、依云水疗等等，实在想不出，除了金钱，还有什么是“外滩三号”的通行证。
在陈丹燕笔下，今日的外滩，交错着资本大张旗鼓的回归和庶民无奈的撤退。在这个有华洋杂处传统的城市，市民对外国人的感情相当复杂。就像“Monthe Bund”西餐馆，上海人一方面以进入此地为荣，另一方面又经常强烈地感到被怠慢。
因为是移民城市，历史又短，没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作为依托，上海的“洋化”和“西化”，大概比全国其他地方来得更容易和更深刻一些。注意MontheBund的订餐卡，那是远航至此的外国人眼中上海的地平线。而陈丹燕描写“外滩三号”晚会上的李景汉，像传说里穿着黑色晚礼服救火的年轻大班。所以，还是那个问题，谁的复兴？社会学家李景汉先生如果还在世，不知道他是否会就此再做一番社会调查。
继李景汉开发“外滩三号”之后，“外滩三号”模式被迅速复制。这些原本是“中山东一路某号”的建筑，纷纷更名为“外滩某号”，被重金包装出租。“外滩源”项目也迅速启动，整个外滩似乎一夜间被唤醒，资本的魔杖点铁成金。
正如瓦尔特・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指责的那样，这是一个灵韵丧失的时代。机械复制剥去了艺术的原真性，艺术作品即时即地的特有价值在这个时代荡然无存。在“外滩三号”标榜艺术的沪申画廊里，它们被摆放和陈列，标注美金，等待购买。
而居伊・德波会说，透过“外滩三号”闪亮的橱窗，在世界顶级名牌的光环里，人对自己创造出的景观顶礼膜拜。这只能令虚荣者更虚荣，拜金者更拜金。时尚传媒称李景汉为lifestyleproducer（制造生活方式的人）。然而，人的生存方式，是可以复制的吗？是能够批量生产的吗？
如今，李景汉先生又开始了对北京前门公使馆的改造。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媒体大张旗鼓的宣传和溢美。这个资本在全球大行其道的时代，一切反抗显得如此苍白无力。可是，唯有反抗，才能让我们真实地活着。
陈丹燕的文风，一如她前几本描述上海的书一样，流丽而轻盈。在精妙的比喻和细致的感情剖析中，文字如黄浦江水般滔滔而过。只是有一点我不太认同，陈丹燕在写作时，有将自己的感情与被描述对象同质化的倾向。这在对历史的叙述和追忆中，是十分危险的情绪。我们需要拉开一点距离，给思想以空间。
《外滩影像与传奇》，陈丹燕著，作家出版社2008年1月第一版，33.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