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图书古国，但旧时并没有“书评”一词，倒是西方有。图书评论的职能在中国并非是阙失，传统“目录学”担当得很出色。这一本土学科历来被公认为是“治学门径”，直
“目录学”的能耐在哪里？清代权威的“专业”学者章学诚有一句名言总结，就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除了对群书进行分类外，还要对重点图书做出精当的评价（“叙录”）；每类之前再加上综述（“小序”）；大类及目录整体之前还要有更概括的综述。所谓目录就成了一部学术史的专著。这样的目录，存世的标本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目录学”在历史上一直存在不同流派。其中一派以宋人郑樵为代表，有点西方科学色彩，认为目录要简明才有效率，书的内容则靠细密的分类地位来标示，反对简陋而不合逻辑的四库之分。因为缺少书评，这一派被斥为把目录降低成仓库账单。清代《明儒学案》、近代《清儒学案》相继问世，后来西学大举传入，争论才归于沉寂。
学术先进的西方，目录（如卡片目录）除了用数码标记的细密分类，只有书名等几项著录。跟中国“目录学”对应的是bibliography，其主要意思只是“书目”。西方“考镜源流”的学术史很发达，但其中涉及的书目有限；跟中国的目录学理想比，缺了个别书籍的评价。这个重要的社会文化职能没有跟目录搅在一起，而是由发达的bookreview事业独立担当。
学贯中西的王佐良先生有篇文章发表于《读书》杂志（发表于80年代前期，题目失记），对“目录学”和bibliography作了比较，涉及书评职能。他觉悟到：近代中国用西方的高效编目技术，取代了旧时的“目录”而置“学”于不顾：对于一本书，传统的“叙录”丢掉了，而制度化的“评论”没引进来。一大社会文化职能于是成为空白。他还敏感地注意到西方“新目录学”的兴起，其内涵正是向中国传统靠近。
王先生珍视传统“目录学”的学术遗产，强调书评在西方的重要地位，他以《纽约时报》的book review周刊为例说：“英美有些颇有地位的学者专门致力于编写书目综述。”他还实际培育中国的书评事业，例如发表文章赞赏周珏良先生的《红楼梦研究叙评》（此文对一个时期的《红楼梦》研究论著作了“批评性的总结”），说他运用了“英美新目录学的方法”（《周珏良的红楼梦研究》，收入《中楼集》，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另篇文章还说，对这类书评“国外研究界最为重视”，“要推举最有成就的学者来执笔”。（《怀珏良》，《读书》1993年第3期）
《中华读书报》“书评周刊”的理想，让人想到bookreview周刊。实在说，那种水准国内是很难达到的。王佐良先生已指出了人家的作者有很高的地位，“专门”写书评是一种社会分工。清朝写“书评”的“四库馆臣”更享有崇高的荣誉。地位要相应地体现在待遇上，而本周刊的编者无奈地说，我们的书评“稿酬很低”。
总之，书评之为中国目录学的固有长处，已被西方“新目录学”证实。这也正是“书评周刊”这样的平台存在的价值之一。我衷心期望“书评周刊”能克服种种困难，越办越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