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浮夸风海报
不久前，在《中华读书报》上看到一篇题为《中国作家在1958――50年前《作家通讯》上303位作家的“创作规划”
看到这些，我禁不住想起了苏联作家在他们当年的“大跃进”年代……
苏联也有过“大跃进”
苏联当年也是有过“大跃进”的，这发生在1928至1933年间；对于这一点，在中国很少有人了解。但只要翻阅一下这几年的《真理报》，“大跃进”这个字眼，就会频频跳进你的眼帘。苏联那个时代进行的“大跃进”，主要是工业化“大跃进”。实际上，苏维埃俄国早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就进行过“大跃进”的尝试，但那是战争年代不得已的措施。苏联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才展开了真正的“大跃进”。看来，俄文词“большой скачок”（“大跃进”），就源于那个时期。在1958年中国的“大跃进”年代，对“大跃进”的中译俄一词，就原原本本借用了俄文“большой скачок”一词。当时，就连学俄文的许多人也未必了解，“большой скачок”是一个纯粹的俄文词，他们还以为这个俄文词是从中文的“大跃进”翻译而来的。实际上，苏联原本就有自己的“большой скачок”；中国的“大跃进”一词，实际上是从苏联拿过来的――不仅这个词源于苏联，就连“大跃进”本身，即用超常的高速度，像跳跃猛进一样，进行经济建设“赶超战略”本身，也是源于苏联的。在上世纪50―60年代，赫鲁晓夫和一些俄国人只知道揶揄嘲笑中国人的“大跃进”，对他们自己曾发生过的“большой скачок”，却讳莫如深。在苏联时期的历史著作中，苏联学者就很忌讳把自己这段历史称作“大跃进”，所以人们很少了解，苏联也有过自己的“大跃进”。笔者对苏联“大跃进”的了解，也只是在查阅那个年代的苏联报纸时才知晓的。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近年出版的苏联史著作，已不再回避当年“大跃进”这段历史了。比如，近些年一部在俄罗斯很具权威性的历史著作，即由俄罗斯科学院俄罗斯历史研究所集体撰写的《20世纪俄罗斯史》，就专门设有“‘大跃进’的重负”一节。最近，一本专门为中学生和中学应届毕业生编写的《俄罗斯历史》读本，也专辟“大跃进（1928―1933）”一节，用相当篇幅叙述了这段历史。实际上，苏联当年进行的不仅仅是工业的“大跃进”；在农业集体化方面也称得上是“大跃进”的，由原定用1―2个五年计划实现的集体化，提前到了1―2年完成。结果，工农业“大跃进”双双受到惨重挫折，基本以失败而告终。最直接的严重后果是，像中国一样发生了“困难时期”；但苏联的“困难时期”持续了“两年”，发生在1932―1933年，非自然死亡人数至少达数百万人之众，上述一书提供的数字是1000万至1500万人之间，较准确数字至今仍在研究当中。
苏联作家在他们的“大跃进”年代
上面提到，中国作家在1958年“大跃进”中，曾大搞“创作规划”和创作“跃进”；那么，苏联作家在他们当年的“大跃进”年代，又做了些什么呢？了解一下这个问题，或许是饶有趣味的。
苏联的“工业大跃进”，要求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每年度基本建设扩大1倍，生产量增加30％，黑色和有色金属、汽车、农业机械和生铁等品类的生产，必须比原计划多出产1倍。巨大钢铁联合企业项目，则要比其原设计能力提高3倍。为达此“大跃进”指标，在各条经济战线展开了“工人突击手运动”。当时苏联最大的文学团体“拉普”（全称为“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由于把自己定性为“无产阶级作家组织”，认为自己这支作家队伍的成分，也应是工人作家占绝对优势；在他们看来，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在无产阶级文学作品中充分反映生产劳动，充分反映工人生活和工人阶级的历史进程。而当时之所以在这方面做得不够，就是因为“工人成分不足的缘故。”（《真理报》，1929年10月27日）鉴于此，“拉普”仿照当时党在经济战线发起的“工人突击手运动”，在1930年10月30日“拉普”书记处会议上，“向各地方组织提出了实现作家成分工人化的任务，其办法是，在各企业单位建立文学小组，吸引有才华的工人参加”，于是，提出了“招收工人突击手进入文学界”的口号，甚至把“生产突击手”推崇到“是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中心人物”。实际上，这些“工人突击手”大部分才刚刚摘掉文盲帽子，文化程度稍高一些的，充其量只会写墙报稿子。但为扩大作家队伍中的工人成分，把这些“工人突击手”统统拉入了“拉普”作家队伍，这样，在短短一年时间内，“拉普”的作家就扩大到了上万人，其中工人成分一下子上升到了百分之八十。（《真理报》，1931年9月30日）这就使“拉普”以其是一个“工人化”的无产阶级作家组织而大肆炫耀。
在这个“大跃进”年代，“拉普”的第二个重要行动，是以“突击”、“跃进”的方式，大写“五年计划的英雄人物”。“拉普”的指导思想是，文学创作应直接服从于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阶段性任务。他们提出了一种“理论”，认为创作方法或“风格”，是随社会历史条件提出的具体任务而不断变化的；而“无产阶级文学”甚至每十年间，就可能有好几种方法或“风格”。在他们看来，“无产阶级文学的体裁和风格”，应被看做“是在各个不同发展阶段的表现”，因此，应该有“国内战争时期的风格和经济恢复时期的风格”，而现实生活也会最终表明，“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无产阶级文学……会表现出一种崭新的风格”。（原载《在文学岗位上》，1930年17期，第21页；转引自B・阿基莫夫：《关于艺术方法的争论》，列宁格勒1979版，第236页）正是按照这一“理论”，在1931年5月，“拉普”书记处通过一项决议，以军事命令的语调，要求“所有协会和各个无产阶级作家”，“要立即着手对五年计划的英雄人物，即获得列宁勋章和劳动红旗勋章的工厂和工人突击手，进行艺术表现”。决议特别强调，“这一任务务必执行，要在两个星期以后，对完成进度的情况进行检查”。（原载《在文学岗位上》，1931第14期第2页；转引自《俄罗斯苏维埃期刊史纲（1917―1932）》，第407页）按照这一决议精神，在作家中立即进行了大规模动员，把作家们分派到了全国各地的工厂、矿山和建筑工地，要求他们以完成突击任务的方式，大写特写“五年计划的英雄人物”。而获得列宁勋章和劳动红旗勋章的工厂和工人突击手，则是艺术描写的重点对象。这样，对高度复杂的创作任务及其进展速度提出的要求，就简直像对待生产工农业产品那样，采取了极为简单化的做法。这样导致的结果，就是只能用匆匆写就的通讯报导和人物特写，来代替真正的艺术作品。
中国和苏联两国作家的上述情况表明，中国作家在1958年是以制订“创作规划”的方式，进行创作“大跃进”的；至于执行结果如何，未见详细披露。苏联作家在其“大跃进”年代，则是借着经济战线的“生产突击手运动”，吸收大批“工人突击手”参加作家队伍，并以突击的方式，动员作家大写特写“五年计划的英雄人物”。两国作家具体行动方式虽然不尽相同，但其思维方式、行为模式则是一样的，就是用纯行政的方式，指导精神文化工作，认为文化工作不仅可以用“大跃进”方式来大搞特搞，而且其精神产品也可以像生产铁锹、面包一样，定期定量地大批生产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