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962年8月，当时在人民出版社工作的安若女士被国家对外文委派往越南工作，协助出版《胡志明选集》中文版，同时还帮助越南画报社和外文出版社校对其他中文书籍，此外还兼任我国援越文教专家组组长。其时我国刚经过三年困难时期，国际环境中，则正处在中苏论战时期。两年后，安若女士
完成任务刚刚回国，美国就开始轰炸河内，发动越战。再两年以后，我国开始了文化大革命。
安若女士用日记记录下那段特殊历史时期她在越南的亲历与所想。四十余年后，当这份有着独特史料价值的日记寻求公开出版之时，却遭遇了许多尴尬，几家出版社表示希望由安若女士“自费出版”。这对于离休费本就不多，还要支付因双目失明不得不请保姆照顾所需花费的安若女士而言，实在是再也承担不起的负担。本报特刊发安若女士三女儿、也是日记的整理者汪向东女士下文，并摘发部分日记段落，希望让更多的出版界同仁和读者了解到这部日记。
安若在越南工作住地螺城旅馆
2007年我最大的收获是帮助母亲出版了她的《越南日记》，加上她自己写的“前言”和我写的“编后记”，总共当在二十万字以上，照片八十多帧。这是四十五年前，母亲在人民出版社当编辑时，被对外文委派往越南，协助出版《胡志明选集》中文版第三卷的二年时间内，记下的日记。但她自己认为最大的收获是帮助出版了当时在中国家喻户晓的《南方来信》一书上下集。
母亲从小就有记日记的习惯，至今，她已双目失明十多年，仍然坚持记日记，每天都让保姆或我们给她念书报，听广播，《炎黄春秋》是她必买的期刊。如今这本日记已作为赠书送给北京社科院图书馆、国家图书馆、中国版本图书馆等。母亲是老记者、老编辑，在出版界认识人很多，但她离休时已不在出版社，所认识的出版界老同志也都已离退休，无法帮助她。自费出书要买书号，并且要至少印一千本，家里堆放不下，所以决定还是同她的前两本书一样，先印二百本。这本日记之所以由我担任责编，是因为它全部由我根据日记原件打字录入电脑而成，打印出来又多次给母亲念，边念边校对，改错、漏，其间也有保姆帮助念。到最后，我对日记熟悉的程度，达到已可以说出每件小事记在某年的某一天。
人民出版社是我国一家出版领袖著作的出版社，《毛泽东选集》、《江泽民选集》、《邓小平选集》、《周恩来选集》等都在该社出版。母亲的日记出版后，我亲自当发行员，坐公交车送到人民出版社老干部处，请他们分送给认识母亲、或日记中提到、仍然健在的母亲的同事们，他们都已八十岁以上，听说后都很激动，有的很快就来看望母亲，共话子女调动、生病、治病、文革经历等等，尤其曾经磨难却没被母亲歧视过的人，对于母亲的正直、毅力和学习精神赞叹不已，当然也对我们的付出表示夸奖，但都认为母亲值得我们为之付出，有的人又回赠了自己的书。
我之所以给母亲亲自录入日记，一则是练习指法，我为了练习指法，在还没有经济能力买电脑时，曾先买过一台英文打字机；二则是想了解母亲的过去，和我们经历过的生活。许多印刷厂都表示他们可以替我打字，收费很便宜，但是我没同意，一则担心母亲保存了四十多年的日记本被丢失或损坏；二则我珍惜时间，专门去看日记我大概就不太乐意；还有三则，是母亲当过记者，写字很快，自创的字多，写的字非常潦草，外人不易看懂，有的字连我们都要猜许久，由我自己录入，反而省事。
这本日记之所以有特殊的意义，还在于它记录的时间段很独特，母亲完成任务刚刚回国，美国就开始轰炸河内，开始了对美国百无一利、留下累累伤痕的越战。仅仅两年以后，我国开始了文化大革命。
母亲在越南的两年，正是我国刚刚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中苏两党对于谁是修正主义开始大辩论时，两国都在争取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同意自己观点。两年中，我国执政党在毛泽东领导下，先后发表了“陶里亚蒂同志和我们的分歧”、“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和我们的分歧”、“分歧从何而来”、“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等等一系列重磅文章，都是当时最精英的党内“秀才”在邓小平、康生等领导下写出来的，播音员播送的声音高亢，缓慢，义正词严，文章写得文采斐然，夺人心魄，解放仅仅十三年的中国人民，无不为之震动，正在上小学又多少开始懂点事的我们，更是兴奋不已。那种文风，对后来的文革文风影响极大。如今这段历史被称为“冷战”时期，是国际共运史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来看望母亲后来当过人民出版社总编的一位老人，至今仍是国际共运史研究专家，仍在写文章，反思那场大论战。
而我，在敲日记时就不停地对母亲说，以当时你们和我们的思想和情绪，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是非搞不可的，气氛使然，形势使然。文革初期的“出身论”、“血统论”，又全都和“反修”、“防修”、选好“接班人”、防止出现“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等思想紧密联系。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使母亲同许多在越南认识，结下友谊的同志，失去联系。有的人说，他们在文革抄家中，所有的照片都不见了，难得母亲还保留下了这么多的照片。
日记出版后，并不关心我的忙碌的人们都开始看，各种议论都有，最奇特的是有人说日记“美化”了母亲，因为日记中母亲没完没了地总在自我检讨，同她如今对于自己评价甚高不很相符。而我，当然要声明，一切都是真实的，是我一字一字敲出来的，只有删节，没有增加。日记是一种独立的文体，它不同于回忆录，回忆录容易失真，不太经得住考证，即使是记忆力很好的人，也不易把经历记得完整无缺，不必说，有时还难免为自己开脱。
日记是一种独立的文体，它的特点是原始、朴素、真实，绝对区别于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游记、历史、传记……等各种文学形式。有时，文学家希望作品具有真实感，用日记的形式演绎故事，但那是虚构，不同于真正的、原始的日记。如今也有人专门为了记录一段历史而写日记，不大记家务琐事，专辑大事。母亲的日记不同，家事、国事、天下事，包罗万象。加上很多当时的照片，就很有一点意思了，连完全陌生的人看了我们这本日记也会有所感叹，甚至觉得自己也该记点日记。只不过经历过文革，很多人因深受其害，放弃了记日记。
当时的越南劳动党以胡志明为首，从母亲的日记可以看出，当时的越劳中央在中苏论战中的态度，是比较消极的，胡志明尤其不希望中苏两个老大哥国家和党产生分歧，他一直在论战中采取斡旋、中立的态度。他认为，二战和国际共运以来的老人只有他健在了，他有责任阻止分歧、分裂加大。胡志明曾留学法国，是周总理的老朋友，他逝世时，周总理亲往吊唁。母亲在越南其间，两次同陈毅相见，第二次陈毅就是陪同周总理去的，但没有公开报道。日记还记录了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陈毅和夫人张茜访问越南，罗瑞卿访越，邓小平、康生访越，等等。还记录了著名导演苏里、剧作家胡苏在越南时同母亲的交往，他们都是从延安出来的老艺术家，近几年先后辞世。
但是，越南尤其河内的群众，显然，对于分歧和论战的态度和越劳中央不同，他们非常关心论战，对于中央的不鼓励、不支持、不表态、不参与态度不满意。他们热情地索要中共的论战文章，从“陶里亚蒂同志和我们的分歧”，到母亲离开越南时的“三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和我们的分歧”等等，每发表一篇文章，就似乎全世界都在倾听，播音员稳重，深沉，雄辩，真理在握的声音，令人们的耳朵不能不倾听，神经不能不紧绷，灵魂不能不颤动。正如日记中一位越友所说，“九评”等文章必将和马列经典著作一样，成为国际共运中的经典著作。后来我们查资料，弄清楚了，毛主席后来的态度是，只对“主犯”，“胁从不问”，即只针对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发表论文，不再针对其他国家共产党论战，于是称为“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简称“九评”，到“十评”时，赫鲁晓夫“下台了”，中国发射了第一颗原子弹，我本人，进入了中学。
越南是我们的重要邻国之一，是东南亚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很多四十岁以上的人都非常清楚地记得“对越自卫反击战”，五十岁以上的人记得美国侵略越南引发世界舆论的反对，美国国内多次爆发了反越战的大游行、示威、抗议活动，成为美国上个世纪60年代三大民主运动之一，另一个举世闻名的运动便是美国黑人民权运动，我国百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集会支持黑人运动，毛主席发表声明，支持美国黑人运动，这个运动的领袖马丁・路德・金发表了最著名的演讲：“我有一个梦想。”而越战，成为不断被创作的战争题材之一，《野战排》是大导演斯皮尔伯格获得奥斯卡奖的名作，情节发生在越南。《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是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流亡法国后写的小说，获得诺贝尔奖，也以越战为背景。获得普利策新闻奖的摄影作品，一个被燃烧弹烧得赤身奔跑的小女孩，也是越战中诞生的。杜拉斯的小说《情人》，主角是位越南人。
如今，越南和中国一样，是作为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市场化改革最成功的国家。她的经济高速发展，越南驻华大使在接受采访时说，他们坚信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是正确的，虽然他们在市场经济改革中也出现许多问题，也存在贫富差距拉大。
上世纪60年代本身是个世界革命风起云涌，民族民主革命遍及世界的火红的年代。除了美国的三大民主民权运动，法国也爆发过革命，称为红色革命。中国更是自上而下地发生了文化大革命，以致不大了解内情的西方世界，把中国视为世界革命的新的圣地，一如十月革命以后的苏联，朝圣的西方人纷至沓来。而越南，在母亲离开不久，河内被美国飞机轰炸，日内瓦条约被撕毁，越战开始了。还记得，我们去农村插队时，非常向往参加援越抗美的战争，在战争中牺牲，成为我们那代青年人的梦想。“人生处处有青山，何必马革裹尸还。”有一位北京四中的优等生，正是在当时去了越南，参加了越战，被猛烈的机关枪扫射死的，死后，战友们无法抬起他粉碎的尸体。
我们年轻时，认为自己参加的是一场世界革命，是一场“彻底埋葬帝、修、反”的，解放世界“三分之二”受苦人的战斗，是一次国际歌中唱的“最后的斗争”。这种认识，曾经被后来的拜金主义思潮讥笑，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曾惊异于国外并没有“三分之二”受苦人，并没有“水深火热”。而今，当中国的改革已进入比较成功阶段时，是否应当再思考，有的历史思维并不可笑，世界上的确还有可以称之为“三分之二”的受苦人。
母亲去越南时我们兄弟姐妹五个孩子最大的十六岁，最小的八岁，而我，正在上小学五六年级，我们主要靠全天“坐班”的父亲、保姆和我们自己。越南朋友们很佩服母亲有未成年的五个孩子却能够去帮助他们工作。而母亲作为一个曾在解放区长大的老干部，在外交活动中也受到了很多锻炼，从不善交际到比较会说一点“外交辞令”，这些地方，都很有看头。至于当时我国的经济困难情况，连买鞋，都要交布票，更是今天的年轻人们无法想象，可以受益的。
安若抢到和陈毅单独拍照的机会，看起来像长谈
日记摘抄
1962年
10月9日
由于某种特殊的原因，今天晚上，我们到河内国际俱乐部参加我国人大代表团的告别宴会。这种盛大而隆重的外交场合，我还是第一次参加。而且，我们还有一份主人的义务。因此，我事先精神上就有些“特殊的”紧张，对于这种场合也很不习惯，拘束。也不会这种对外的交际。开始时，听彭真同志和长征同志讲话还好，当鸡尾酒会开始，大家去吃，去干杯时，我就不知怎样好，不愿吃，又不能不吃点，也不会同人家干杯，总之，这时，我只想快点散场，结束这个活动。只是由于有任务，否则，我对这种外交活动既不习惯也不喜欢。老实说，我今天来，只是作为一个见习生，看看场面，见见世面，学习一下社交活动，以后总是免不了的，虽然我不喜欢这些。
今晚散会时，走在最后的是古巴大使，这位年轻的大使非常热情地同代表团同志谈话，并高呼：“要古巴，不要美国佬！”“誓死保卫祖国，我们必胜！”真是充满革命的朝气和热情，没有一点外交上的做作，据说他每次都走在最后。
12月25日
今天朱其文大使为中越两国1963-1964年文化合作协定签字，为我文化代表团举行宴会。文化代表团来的二十天，我参加了三个宴会，一个晚会，衣服换完了，今天就穿西服，大使馆女同志可全穿了旗袍。好在也没大关系，因为我是专家身份，不是外交官夫人。今天的宴会比前两个规模稍大些，越方文教方面的部长，负责人及文学艺术家多来了，而且有许多夫人。今天我看到了教育部长阮文煊的夫人，已经四十七岁了，但还是那么年轻、漂亮，看上去不过三十几岁，既有风度，又会打扮，不同一般越南妇女，这可真算的奇迹―――一个女人，到了这样的年龄，竟能保持这样的容貌，真够得上雍容大雅，仪态万方，容光照人，风韵不减当年。
今天的宴会开得很好，气氛很热烈，亲切。宴会后，中、越双方的文学艺术家交插着表演节目，袁水拍同志朗诵了他的新作，歌颂中越友谊的诗，越方历史学家陈辉燎同志朗诵了他的诗，又是安波同志分别用越文、中文朗诵他1957年在越工作时写的诗，后来经瞿辉近（越诗人）译成六八体的越文诗。他先用中国话介绍这首诗的来历，又自己用越南话翻译，他的越南话带有相当重的山东味，因此，中国同志不断发笑，讲话本身就成了非常有趣的表演节目。他然后又分别用中、越文来朗诵这首诗，他那种纯朴诚挚的感情确实感人。接着，又由越南的一位歌唱家用民歌唱了这首诗，唱的中间，全场中越同志都用拍手来打拍子，因为是越南人民熟悉的民歌，因之，他们也不断参加哼哼这个调。这时真令人感到会场洋溢着国际主义的友谊。以后，越方的民间艺人也表演，我们的舞蹈家表演了在这里学习的越南民间舞蹈，越南舞蹈家水琼表演了我国的小刀会的一段。每表演完一个节目，对方就去献上一枝花，并拥抱。结果一直开到九点多才散。
1963年
5月13日
真高兴极了，今天下午陈毅副总理给我们全体在越南工作的干部作报告。大使说陈毅同志是“自报奋勇”给我们作报告的。上午请代表团其他成员报告都不愿，陈总听说后就主动来作。
陈总热情、豪放、质朴而幽默。今天穿一件黑拷绸的中国便衣，白布便裤，黑布鞋。一坐下就说，这次在印尼、缅甸、柬埔寨访问，没向这三个大使馆的同志作报告，今天在这里作报告，他们会向我提出意见的，我得设法答复。我想找这样的理由：这里是社会主义国家，情况不同。这时全场大笑。他又说：今天下午胡主席请他们游西湖、划船，“我听说西湖有龙卷风，会翻船，我怕龙卷风，就来这里作报告。”全场又大笑。他的全部讲话都非常风趣、生动。三小时都听不够。
陈总主要谈了三个大问题：当前国际形势，国际共运的团结问题，驻越外交人员和专家的工作。这是我们非常需要知道的问题，他讲的思想深刻，分析的简明透彻，抓住几个根本问题来谈，真开脑筋。关于国际形势一开头就深深地吸引住人。他说，当前国际形势的最大特点是帝国主义的四分五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名存实亡，东南亚条约组织和中央条约组织也随之走向分裂。这是二次大战后国际形势的最大特点。其次是亚、非、拉民族运动的高涨，现在已不是东、西方的问题，而是在C、S、A之间的选择。第三个特点则是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斗争，关于国际共运实质上主要就是反修的问题。他说，目前我们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主要不是比生活水平，而是政治上的竞赛，我们要强调牺牲。社会主义国家主要的应强调为伟大的事业牺牲，而不应强调在生活水平上和资本主义竞赛。只有消灭了帝国主义，生活水平才能真正稳定地提高。他说我们要利用当前的大好形势，扩大马列主义，联合民族运动，打击美帝和修正主义。
关于外交人员和专家，他勉励大家，特别是党员，要积极宣传马列主义思想，要拥护胡主席，“越劳”，学习越南党和同志的优点，越南对我们的援助更大，南方斗争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要学习好我们的八篇文章，学习黎笋同志纪念马克思逝世八十周年的报告。最后，他说：“我代表中央，赞扬慰劳同志们，代表代表团全体团员向你们致敬，你们工作做得好，希望你们谦虚谨慎，继续努力。”这时，我们全场起立，非常热烈地鼓掌。
晚上，使馆举行舞会，招待代表团，因为昨天他们没参加舞会，陈总今天特地来。我今晚没打扮，穿了一件蓝花布的旗袍来参加会，主要是来看看陈总，我愿同他们多在一块呆会。陈总在我们的掌声中走进会场。他仍是白天的一身便服，一走进会场就拿过一把二胡拉起来。然后，我请大使介绍，要求陈总和文教组的同志合影。他欣然允诺。但是他才一站起来，几乎全场的同志都围来了，一下就挤满了人。都要同陈总拍照。大使走过来解围，让大家分几批拍，可是谁也不愿意。于是，一奏乐，陈总就跳舞；一休息，大家就凑过来拍照。一会男同志一群凑过来，一会女同志围过来，全像孩子一样围着陈总拍照，大使夫人已五十多了，也跟着凑。我还单独同陈总拍了一张：对坐在沙发上谈话。其他几位女同志也单独拍了。大家高兴极了。
大使介绍我时，我向陈总说：“陈毅同志，你是我们国家的文教头。”他操着四川口音幽默地说：“文盲！”大使立即纠正我：“这是文教界前辈！”我不同意：“文教头是领导文教工作的，有特点，亲切；前辈较一般化。”
陈总跳舞像走路一样，我不跳，后来他开玩笑地说：“我一定拉你跳。”别人也在旁边凑趣说我会跳，我也急了，最后仍然挣脱了。
今天的舞会全是国内的糖果、苹果、梨、果脯等，非常丰富，是为刘主席来越招待客人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