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一个多样的书写群落进行词语的概括是困难的。我曾在一篇文章里说，当代文学存在着两个不可忽略的传统，即鲁迅与周作人的传统。现在这个看法依然没有改变。
散文是最难谈的，因为大家的眼光不同，彼此看法往往相左。日前为一出版社编选三十年散文选，踌躇良久
记得一位前辈说过，新文学之后，散文个性化的倾向很重，没有核心的地带的。所以内在的因素，我们一时还搞不清楚。
为一个多样的书写群落进行词语的概括是困难的。我曾在一篇文章里说，当代文学存在着两个不可忽略的传统，即鲁迅与周作人的传统。现在这个看法依然没有改变。汪曾祺也有类似的看法，以为现代散文一个是鲁迅式的峻急，一个是周作人式的冲淡，各成一支。30年代，周作人认为文章存在着“载道”和“言志”两个流派。现在则演变成周氏兄弟的两翼了。这和明代小品的流变有关，在今天却以另一种面目出现了。钱锺书曾对此表示异议，那是学术之争，难说谁对谁错。在我看来，“载道”与“言志”后来经由周氏兄弟的穿越，形成了现实性与书斋化的两种审美路向。至少在80年代，散文还在鲁迅、周作人的两个传统里盘旋，其他风格的作品还没有形成气候。鲁迅的峻急、冷酷及大爱，对许多作家影响巨大。优秀的作者几乎都受到过他的思想的辐射。邵燕祥、何满子、高尔泰、钱理群、林贤治都有鲁迅的风骨。这些人普遍有着受难的意识，文字是直面苦难的紧张和审视自我的痛感。邵燕祥短文有犀利的力量，毫无温吞平和的虚伪。常常让人随之心动，正切合了“无所顾忌、任意而谈”的传统，这也恰恰是鲁迅当年所欣赏的。何满子谈历史与现状，袒露着胸怀，何曾有伪态的东西？朱正严明、牧惠深切、赵园肃杀，是真的人的声音。对世人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这些作家的自我表达，多了批判的笔触，与其说是指向荒诞的存在，不如说也有无情地冷观自己。他们在直面社会难题时，也把自我的无奈和尴尬表现出来。只是他们中的人对西学了解有限，没能出现大的格局和气象，这是与鲁迅有别的地方。
周作人的传统在历史上多被诟病，可是实际是存在这样的余脉的。其实沈从文当年就是受到周氏的影响，后来的俞平伯、江绍原走的也是这个路子。80年代后，周作人的作品重印，他的审美认同者们也被推出水面。舒芜、张中行、钟叔河、邓云乡都有学识的风采与笔致的神韵。他们把金刚怒目的一面引到自然平静之中，明代文人的灵动与闲适杂于其间。个人主义在中国一直没有健康的空间，文人的表达也是隐曲与委婉的。以“说出”为目的，而非言“他人之志”为旨趣的表达，在更年轻的一代如止庵、刘绪源等人那里得到了响应。
鲁迅与周作人的传统也并非对立的两翼，把两种风格融在一起的也成为了一种可能。一些人既喜欢鲁迅的严峻，也欣赏周作人的冲淡。在他们眼里，两个传统是并行不悖的。唐?的文字其实就介于明暗之间，黄裳在精神深处流动着激越与闲适的意象，孙犁的小品文在两种韵味里游动，虽然他不喜欢周氏，可是这两种笔意是难以摆脱掉的。钱理群其实是赞成两个传统的互用的。他对周氏兄弟的研究无意中也影响了知识界对新文学传统的看法。刘恒、叶兆言都欣赏周氏兄弟的文采，在他们的随笔中，偶尔也有那些历史的余光的闪烁吧？
其实在周氏兄弟之外，散文的样式很多。像汪曾祺这样的人，就杂取种种，有着缕缕古风，是自成一格的。他说自己的散文是搂草打兔子捎带脚。可是意境悦目，是有逆俗的笔意的。汪氏虽参加过样板戏的创作，却没有宏大叙事的笔法，性灵的一面楚楚动人。他深谙明清笔记，喜欢古人书画，字里有柔美的东西。《梦溪笔谈》、《聊斋志异》的痕迹偶可从此看到。他还从废名、沈从文那里受到熏染，温润而含蓄，给人暖色的慰藉。汪氏举重若轻，洒脱中是清淡之风，颇有士大夫的意味。与他同样诱人的是端木蕻良、林斤澜等。端木的晚年散文炉火纯青，不被世人看重。可是我觉得其分量不在汪氏之下。至于林斤澜，其文恍兮惚兮，有神秘的流风，吹着精神的盲点，让我们阅之如舞之蹈之，很有醉意的。他们都生在民国，受过旧式文人的训练，文字不时流出古雅的气息。“文革”的话语方式是在他们这些人那里开始真正地解体了。
当代散文还有许多变格。比如王小波的天马行空之笔，谷林的六朝意味，木心的神异之彩，都让人久久回味。自从木心被介绍到大陆，读者与批评界的反映似乎是两个状态，前者热烈，后者平静。偶有谈论的文章，还引起一些争论。谈论的过程，是对流行思维的挑战的过程。作品的被认可，在过去多是借助了文学之外的力量，或是现实的心理需求。有时乃文学上的复古，明清的所谓回到汉唐，80年代的回到五四，都是。木心绕过了这一些。既没有宏大的叙事，也没有主义的标榜，不拍学人的马屁，自然也不附和民众的口味。在晦明之间，进行着另一个选择。东西方的语汇在一个调色板里被一体化了。他把痛感消散在对美的雕塑里，忘我的劳作把黑暗驱走了。这是一个独异的人，一个走在天地之间的狂士。类似鲁迅当年所说的过客，只不过这个过客，要通达和乐观得多，且把那么多美丽的圣物呈现给世人。有多少人欣赏自己并不重要，拓展出别一类的世界才是创造着的使命。
文学本应有另外一个生态，木心告诉了我们这种可能。白话文的时间太短，母语与域外语言的碰撞还有诸多空间。他的耕耘一直与文坛没有关系，与批评家的兴奋点没有关系。木心说的不是时代的话，却是我们这个时代没人能说而需要说的话。文学史家对他的缄默是一个错位，不在文学史里却续写着文学史，便是他的价值。看看网络的反应，足可证矣。
在这个层面上说，新时期的文学是回到五四的一次穿行，后来又开始出现了别于五四传统的另外一些可能。世人也由此理解了为什么是老人承担了这一重任。那些久历沧海的人不都是暮气沉沉的过客，也有聊发少年狂的洒脱。启功的幽默，聂绀弩的狂放，贾植芳的率真，柯灵的无畏，都衔接着一个失去的年代的激情。不同的是他们带着半个余世纪的烟雨，有了更为沉重的肩负。读这些人的作品，常能感到道德文章的魅力，身上还带着旧文人的抱负。与五四那代人比还显得有些拘谨，而心是相通的。历史的磨难把一代人的锐气钝化得太久，他们的重新起飞，有着今天的青年想象不到的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