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尚政持有的股款收据（正面、背面）
三联书店影响了新中国几代知识分子。目前，三联挂有三处招牌：北京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香港是“三联
谁是三联书店第一位股东？相信多数人马上会答道：“这还用问！三联由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和新知书店合并而成。生活书店成立于1932年，创办人是邹韬奋、徐伯昕；读书出版社成立于1936年，创办人是李公朴、柳?、艾思奇、黄洛峰；新知书店成立于1935年，创办人是钱俊瑞、姜君辰、薛暮桥、华应申……”
对，十分正确。但我问的不是生活、读书、新知各自原始的股东，而是合并后的“三联书店”首位股东。这就牵涉到其他的问题：三店何时合并？如何合并？三联是否完全由三店合并而成？等等。本文试图回答这些问题，并带出一段鲜为人知的三联创店史。
三联书店何时成立？
从现有史料看，最早对外启用“三联”名称的，是1945年底重庆。那年10月22日，重庆的生活、读书、新知三店内部公布了一份《生、读、新为合组重庆三联分店告同人书》：“重庆三家分店，经过长时间的考虑和缜密的商讨，已决定立即联合经营。……重庆三店合作，将作为三联事业进一步团结的基点，将作为全国范围内扩大合作的实验。……名称‘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联合分店’，简称‘重庆三联分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文献史料集》，2004.5,北京三联）。“重庆三联分店”在民生路七十三号原新知门市部开业，并在当地报纸刊登了一则启事。
正如《告同人书》指出的：重庆三联分店不是三家书店全国范围内的合作，更不是合并。事实上它只存在两年，1947年10月停业。（仲秋元《重庆三联书店的战斗历程》，原载1988年出版的《重庆出版纪实》）
1947年11月，三店负责人黄洛峰（读书）、徐伯昕（生活）、沈静芷（新知）陆续由上海转抵香港。1948年全国解放在即，中共中央指示三家书店“加速进行合并工作”，为此8月成立由胡绳、邵荃麟（二人代表中共香港文委）、黄洛峰、徐伯昕、沈静芷组成的五人领导核心，起草制订了三店完整合并方案。
1948年10月18日，三店全体股东在香港皇后大道中54号二楼原生活书店门市部举行大会，选举出“三联”临时管理委员会，正式委员15人，候补委员7人，主席黄洛峰，总经理徐伯昕，副总经理沈静芷，协理万国钧（读书）和薛迪畅（生活）。这次股东大会上最重要的是通过一份《新中国文化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增资缘起及简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文献史料集》），正式宣告三店完成合并，组成一家全新公司：
“为了迎接新的开始，为了在新中国文化事业中做新的贡献，我们集中三店的人力和资力，完成了三店的合并工作，组成新中国文化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今后，拟于三年内，在全国各大城市至少增设分支店40处，在各大城市增设具有相当规模的铸字所、印刷厂若干所。出版方面，以编印各级学校教科用书及参考书为主。已在编印中的大众百科小丛书拟印行至五百种，各种字典、辞典、手册、地图、挂图，亦已分别开始编印，同时希望集中全国作家的力量，编行文艺、科学、教育、妇女等各方面的，高、中、初各级指导学习的，以及学术的各种定期刊物。此外正筹备建立造纸厂，监制仪器文具和电播教育事业。
我们深信，一切事业的成功，只有依靠广大人士的支持与协助，也只有为人民服务的事业，方能存在和发展。因此，我们公开征募股份，竭诚欢迎社会人士和我们合作，期为新中国文化事业而尽绵薄的努力。”
据此，三联书店正式成立的日子应是上述股东大会举行并通过了《增资缘起及简章》的1948年10月18日，地点在香港。
一个星期后，10月26日星期二，据沈静芷回忆，是书店的休假日，当晚在上址又举行三店在港全体员工联欢晚会，共有四十多人参加。胡绳、邵荃麟、黄洛峰、徐伯昕等人临场题词并讲话，会后大家一起合影留念。这一天，后来被官方追认为三联书店正式诞生的日子。
合并后的新公司是否称三联书店？
否。
今天，几乎所有关于三联店史的文字，都忽略了“新中国文化企业公司”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尽管这段历史很短，前后大概只有十个月时间。
从上引《增资缘起及简章》中，大家已知道：1948年10月18日生活、读书、新知三家书店正式合并时，启用的新公司名称是“新中国文化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新中国文化企业公司”（见该《招股简章》第一条）。事实上，即使当时合并所在地――香港皇后大道中54号二楼――门市部新挂出的招牌，也不称“三联”，而是“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香港联合发行所”。据当年直接参与三店合并工作、后来成为香港三联书店负责人的蓝真先生回忆：“10月26日合并，港店定名为‘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香港联合发行所’，在骑楼向街处挂起黑底白字的大招牌。‘三联书店香港分店’是后来改的。”（蓝真《港店纪事》，原载香港《明报月刊》2001年8月号）
为配合“新中国文化企业公司”的诞生，临时管委会决定：凡在华北解放区开设的所有新店，一律命名为“新中国书局”。第一家“新中国书局”于1948年12月在石家庄开业。1949年3月11日，临时管委会从香港迁到北平，在王府井大街东安市场对面一个原先卖绸缎的店铺开设北平分店（也是管委会办公所在地），对外挂出的新招牌也是“新中国书局”（陈原《三联纪实》，原载1998年9月《联谊通讯》64期）。
1949年6月5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委员会印发了一份《全国出版事业概况》，其附件四是“新中国书局简史”：“新中国书局系由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三店合并组成。……1948年10月18日，生活、读书、新知三店于香港完成彻底合并（笔者注：瞧，当年中共官方文件上也是说合并日为10月18日，不明后来为何都改称为10月26日了），并推举黄洛峰为临时管理委员会主席，徐伯昕为总经理，沈静芷为副总经理，万国钧为协理，并改称为新中国书局。”（《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949年辑）
在“新中国书局”成立之前的两年国共内战期间，为避免国民党当局干扰，在大连、沈阳、哈尔宾、济南等东北和山东解放区，曾另外启用“光华书店”名义开展业务。
那么，“三联书店”这个名称是何时才正式对外公开的呢？
1949年7月18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三联书店今后工作方针的指示》，要求各地书店“统一名称，具体办法由该书店总店通知各分店”。（《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949年辑）根据这一指示，1949年8月15日，生活、读书、新知三家书店在全国各大报纸刊登了一则“为统一店名敬告全国读者/同业书”：
“一九四八年底，为了能进一步为人民民主文化服务，三店就彻底合并为三联书店，但为了避免反动派对留在国统区的我店人员加以迫害，除在东北及山东仍称光华书店外，在华北各地暂称新中国书局。
由于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中国即将全部解放，过去以光华书店及新中国书局名义分散经营的方式，已不能适应当前的需要。因此，把我们的业务重新加以部署，并将店名加以统一，自八月十五日起，恢复‘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名义，重新以本来的面目和读者见面。”
据此，“三联书店”名称是1949年8月15日之后才正式对外公开启用的。
三联书店资产是否全部由生、读、新三店合并而成？
亦否。
1948年10月18日，新中国文化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招股简章》第五条写道：“本公司股份总额，定为港币五百万元，分为甲乙种股，甲种股（一般股）一万五千股，每股港币二百五十元；乙种股（读者股）五万股，每股港币二十五元。”第十三条写道：“本公司股份已由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全部资产并足甲种股八千股，计港币贰百万元。余额公开招募。”即是说，合并后新公司总资产为港币500万元，生活、读书、新知三家书店原先资产折价200万元，占40%，其余300万元向社会公开招募。
1949年2月11日，中共中央关于北平出版事业致彭真、叶剑英、赵振声的电文中提道：“新中国书店（局）现在事实上是国家与私人合营，将来可能仍保持此种方式。具体决定，须待黄洛峰来后再定。我们对此书店态度，须积极加以帮助与领导，望在没收的书店门市部中拨一个给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文献史料集》）
1949年7月18日，中共中央《关于三联书店今后工作方针的指示》中也要求：“党应经过政府给予三联书店以贷款等必要与可能的帮助，同时，三联书店仍应进行私人募股的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949年辑）
1949年10月8日，邵公文在全国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第八次大会上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工作报告》时指出：“至于由三店合并成为三联书店以后，究竟国家资本占多少？私人资本占多少？一直到今天还没有详细计算过。大约的估计是：国家资本占80%，私人资本占20%。”（原载1949年10月8日新华书店总管理处编印《全国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专辑》）
从上面引述的历史档案资料，可以基本勾勒出一个轮廓：合并后的三联书店经历了三个资本结构的变迁阶段。
第一阶段，1948年10月在香港成立新中国文化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时，纯为私人股本性质，其中生活、读书、新知三店旧资产折价200万港币占40%股份，其余60%股本向社会公开招募。此时的管理体制“依照公司法股份有限公司之规定组织之”（见《招股简章》第一条），由股东大会推举管理委员会（即董事会），管理委员会再委任总经理、副总经理及协理全权负责经营工作；
第二阶段，随着北平解放，1949年3月临时管理委员会从香港迁往北平。新政府将没收来的一些店铺、资产注入到三联，或透过政府贷款形式注资到三联，逐渐形成“公私合营”局面。虽然迟至1949年7月中共中央还要求三联书店“仍应进行私人募股的工作”，但形势比人强，此时“公股”比例逐日增大（过程和细节无从查考），以致三个月后据邵公文“大约的估计”，国家资本已经占到80%了；
第三阶段，“公私合营”局面也维持得不太久，1950年7月21日，由香港股东大会推举产生的临时管理委员会，在北京举行第八次也是最后一次会议，做出了一项重要决议：“原由股东代表会产生的临时管理委员会已无存在的必要，今后三联书店业务归出版总署领导。”（《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文献史料集》）当天，接受了总经理徐伯昕、副总经理沈静芷、协理万国钧和薛迪畅的请辞，同时选出邵公文为新的总经理。至此，三联书店结束作为私人股本的历史，变成一家百分百国家控制的公司。
60年前一个青年路经香港买了一股
1949年1月中旬，国泰航空公司首架启用的民航客机Betsy号徐徐降落在香港启德机场。机舱内走出一位华人青年，年约25岁，双目炯炯有神。他手里紧紧抓着一个公文袋，袋里是一堆厚厚的剪报，那是他过往三年来在菲律宾华文报纸上发表过的诗歌、散文、政论，愤世嫉俗亦向往光明。他此行的目的地是中国大陆，短暂停留香港期间，希望找一家出版社，把这些作品汇集成一本小书，算是献给新中国的一份见面礼吧。
第二天，青年带着剪报找到港岛干诺道《华商报》（广东《南方日报》前身）社址。他在菲律宾时结交了一位文坛朋友杜埃，此时担任《华商报》的主编。杜埃热情接待了青年人。“他知道我带来了那些作品的剪报，便主动抽空带我去见司马文森先生。当时司马在香港文化界是颇有声望的一位长者。我放下稿件，惶恐地等着回音。”青年后来回忆说。
一星期后，青年再去拜访杜埃。杜埃语气有些婉转地说：“现在国内解放战争发展得很快，形势逼人，我看出书的事能不能暂时搁一搁？”青年听出点话中话，有些失望，但随即也认同了朋友的劝说。的确，那个时刻在香港，每天从北方都传来激动人心的消息，新中国的曙光已历历在目，此时才专意去出一本个人文艺作品集，似乎是有些不合时宜。
年长十岁的杜埃也善解青年人心意，末了特意补充一句：“你放心，过两天我会去把你的那包宝贝稿件要回来的。”
几天后，1949年1月24日星期一早上，青年如约再到《华商报》取回稿件。杜埃远远望见他就大声喊：“来得正是时候！这里有家新中国文化企业公司正在募股。你身上不是带点钱准备印本书吗？不如就先拿这点钱去认一股吧！”青年根本不知道这家新公司什么来头，不过听到“新中国”三个字倍感亲切，直觉上认定它是做着某种神圣事业的。既然出书不成，听朋友建议去认一股，也算是为新中国贡献绵薄之力吧！
杜埃引着青年人穿过热闹街市，来到皇后大道中一座唐楼下面，一起登上吱吱呀呀老式木楼梯，在二楼靠近窗口的办公桌前，青年从口袋里摸出港币二百五十元，即场认购了一股，取回一张收据。
几个月后，青年登上一艘开往厦门的货轮，从此离开香港，投身到新中国建设的洪流中去了。此别五十多年，青年几乎忘记了曾经发生在香港的这幕小小插曲。
歪打正着成为三联书店第一位股东
2003年5月是王尚政先生七十九实岁生日，按传统叫八十大寿。这天，王家老少聚集在香港康景花园老人家的住所，为他祝寿。闲聊间，小儿子忽然问起父亲何来一张香港联合出版集团的金卡，可以享受商务、三联、中华购书八折的优惠？王尚政一时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猛的忆起好像有张什么收据的，或许跟它有点瓜葛吧。边上王太太记性好，疾步走入房内，从床底下抽屉内最里层翻找出一张黄皱皱的、右边已缺了个口的股款收据来，摊在灯光下让大家一起细看：
1948年10月26日三联成立晚会全体合照
（正面）
新中国文化企业公司股款收据No.0001
兹收到王尚政先生交下户名甲种股份壹股，每股港币二百五十元，共计港币贰佰伍拾元整。特先掣给股款收据，待正式股票印就后通知换发。此据。
新中国文化企业公司（签名及盖章：徐伯昕、黄洛峰、沈静芷）
经手人（签名及盖章：万国钧）
中华民国叁拾捌年壹月贰拾肆日
（背面）
一、股款征收，暂以黄金为本位，甲种股每股港币二百五十元，折合黄金一市两，待将来新币制确定后，再以黄金按照当时市价折□□币□资本。
二、本公司原有固定资产港币二百五十万元，□部账册，正在清理中。一俟结算完毕，当委托会计师□核证明，于第一届股东大会时正式报告。
王尚政的几个儿子媳妇虽然都读过点书，对这家“新中国文化企业公司”却也个个茫然，唯一感兴趣的，倒是那十分独特的0001编号！忽然，小儿子发现收据的四个签名――仿佛是徐伯昕、黄洛峰、沈静芷、万国钧――非常眼熟，便要求影印了一份，带回去考证。第二天，儿子兴奋而肯定的打电话给王尚政：这家“新中国文化企业公司”绝对就是三联书店无疑！
从此，这张尘封了半个多世纪的股款收据，才得到人们对它应有的一点留意。
根据收据上的说明，当时股票尚来不及印出来，所以“特先掣给股款收据，待正式股票印就后通知换发”。“换发”二字确认了这张收据的特殊身份：这是生活、读书、新知三家书店于1948年10月18日正式合并成为股份有限公司后、根据股东大会通过的《招股简章》所发出的第一张合法股权证明文件。
也许有人会说：生活、读书、新知三家书店仍拥有新公司甲种股八千股，它们总该先于王尚政成为股东的吧！若从历史渊源看，没人会否认这一说法。不过，生活、读书、新知三家书店自三十年代中期创办以来，一直实行的是合作社的模式（生活书店的正式名称即“生活出版合作社”），合作社性质是：职员、读者自愿加入也自愿退出，而抗战前和抗战后社员变动情况更是非常之大，导致三书店实际股权历来未曾认真清理和确认过。为此，1950年12月1日，三联书店股份整理委员会在全国各大报纸刊登了两则启事：《为生活出版合作社（生活书店）在1945年前之股权全部捐赠韬奋图书馆公告全体社员启事》及《为征集登记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私人股权启事》，后者曰：“对股份方面未曾做一彻底之整理与交代。……兹为整理私人股权，并便于联系起见，特刊登全国各大行政区主要报纸。凡持有两单位之股票、临时收据及相当证明文件者，或收据文件均已遗失但能详述当时入股情况、介绍人、股额、日期、收据号码及人证等情形者，请一律于1951年1月31日以前投函北京西总布胡同29号三联书店总管理处转本会登记，以凭核对整理。”（原载1950年12月1日《人民日报》）这是至今为止我所见到的关于征集生活、读书、新知三书店旧股东的最早官方文件。既然迟至1950年底才开始征集登记旧股东数据，绝不可能在两年前即1948年当新公司刚合并成立时，便发行股票或证明给予相关的人员。这或许可以作为一个旁证，进一步说明王尚政乃三联书店的第一位股东。
当然，说王尚政是三联书店第一位股东，也确实有数字上的一个巧合。本文无意沽名钓誉，只是想表达对这位今年已八十五岁的老人家一种崇敬之情。遥想当年，一个血气方刚、追求光明的海外青年，单凭“新中国”三个字，便毅然买下了这第一股；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他从未去查核过这一股的来龙与去脉，更从未向任何人透露过这桩往事。对他来说，这是他当年决意献身新中国的最原始证明，这点比什么都来得意义重大。今天，当老人家知道，他六十年前无意中捐助的――对，一点没错，王尚政一直认为那次行为乃是一种捐助――“新中国文化企业公司”不仅依然存在，并且超乎想象的发扬光大，影响了几代新中国知识分子，你说，老人家能不开怀一笑、吐气扬眉吗？
2008年王尚政80高龄摄于厦门
附：王尚政先生简介
王尚政（原名王尚华）1924年出生于菲律宾，三岁随父亲回祖籍福建晋江居住并读书至初中。芦沟桥事变后逃难返回马尼拉。十七岁开始在菲地华文报纸发表政论、诗歌、散文，愤世嫉俗亦向往光明。1949年只身经香港抵厦门，投身于新中国建设，任职厦门团市委和厦门文联。1979年移居香港后，创作激情勃发，先后在香港和内地出版了十三本小说、散文、杂文、诗歌等作品集，包括《情海波涛》（1982）、《闲云集》（1990）、《女儿梦》（1991）、《绿窗随笔》（1992）、《逝水余波》（1994）、《也曾走过灵山一段路》（2001）及《王尚政作品选》（2006）。其文笔特色，刚劲凝重，尖锐而不失厚道；其抒情之作，则又极尽柔婉清丽，荡气回肠，而不失原则。1991年不幸中风，2001年再确诊为肾衰竭。目前每周靠两次人工洗肾维持生命。曾任福建省政协3-7届委员、福建省作协理事。现为中国作协会员、香港作联会员、香港散文诗学会荣誉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