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仅仅是血缘关系的缘故，还在于，父亲的每一部凝聚他心血的作品，我都是熟悉的。虽然我不是他那个年代里的人，虽然我以我年轻时代的愤世嫉俗和崇尚超前的态度对那个年代的人有种种不理解，但是，我却欣赏父亲笔下的每一个人的个性，每一个细节所呈现的时代。因为
我无法将父亲洋洋数百万字中的每一个细节都存在记忆中，但是，一部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钢铁巨人》，让我认识了中国重工业成长与奋斗的慨然历史，并对它有了特殊的尊重。父亲另一部著名的长篇小说《大学时代》，我却是与之共呼吸过的。原由是我曾参与了为父亲誊写的工作。是我榜上有名之后，因无事可做，又生病在家，刚巧父亲的修改紧张进行，出版社即将付梓，那大大小小的纸张已经无法再承受上面的更改，于是，父亲需要誊写，而且这回是在写着人民文学出版社字样的大开稿纸上。我是那么喜爱那淡绿虚线格的稿纸，它大气、厚实，而且泛着富丽的光泽。我自告奋勇，我希望父亲的作品早日面世，而且我自信我的一手正楷钢笔字不会给父亲的作品减色。
于是那一段时间里，我恭敬地抄写着，同时在父亲的人物中生活着。虽然我11岁时已经在当地的报纸上发表了小说，但是，对我来说誊写更是一种无意识的潜移默化的学习。当最后一个字体走进那个小方格儿里的时候，父亲用他满意的语气隆重地表扬了我。
所以，当我北大的同学们纷纷从图书馆里借走了已经被翻破了的《大学时代》而我也想去感受借这本书的滋味时，图书馆的女管理员遗憾地告诉我，这本书都被借光了，我如想看，必须常去问，去碰，这样或许会有机会。我说，哦，哦，没关系。我这样回答，脸却是快乐的。
那一段时间，知情的同学们会在我的背后指指点点，说她爸就是写《大学时代》的作家。那时在北大的学生中，名家子弟比比皆是，能数出一串来，比如，我的同学中就有诗人未央的女儿章新语，后来我们成了好朋友直至今日。我并非是出自多么炫耀的名门，只不过，正值那时父亲的书赢得年轻人喜爱。因为知道，也因为我年龄小的缘故，记得大一些年龄的同学，也就是那些上过山下过乡恢复高考之后令人敬佩地考上大学的人们，常常会在课间很关心问：怎么样，你爸爸来看你了吗？其中还有如今已是我国文化部部长的蔡武呢。
因为这个熏陶，我不能不写作，虽然我在国际政治系，但同样不影响我参加文学社，不影响我为未名湖杂志写小说。我记得，作为申请，我是拿着一个短篇小说去找同宿舍楼南把角住的五四文学社查建英的（后来她成了笔名为小楂的著名作家），不久我被吸收了，这篇小说后来被发表在广州文艺上。曾有一段时间，我动过转中文系的念头，并为此去听中文系严家炎的课，听谢冕讲诗，听张锺谈报告文学（后来父亲的报告文学《励精图治》获得全国报告文学奖时，张锺教授专门请父亲去座谈创作会），父亲同意我的愿望，亲自去那个绿树掩映的系办公室找了当时的书记、后成为北京市政协主席的沈仁道先生，他当时是我们“资本主义政治制度”课的授课老师。“沈仁道先生把我说服了，”父亲后来告诉我，沈老师说，“留在国政系，孩子是双料人才，并且知识面广。”
我从此安顿下来，不断发表小说，后来担任了五四文学社小说组的负责人，常和其他组如诗歌、或散文组的同学们讨论文学社或者刊物《未名湖》的有关事项，那时中文系诗人骆一禾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他孱弱外表下带有胸腔共鸣的声音，常能打动我们在场的每一个人。而我在北大学生会宣传部的锻炼也是收获极大的，时任北大学生会会长的李克强常常指导工作并且下达任务，他在校园内那静美的临湖轩接待来自非洲的青年代表团时，作为宣传部学生干事和校报记者，我也参加了。后来我还和王小庆、艾康等几位志同道合的他系同学创办了“北大电影爱好者协会”。这就是我的大学时代。
再大一些的我，虽然依旧写小说，有的还被拍成了电视剧，但是，我想叛逆，不走父亲的路，不进入文学圈，所谓要开创自己的前途。所以，大学毕业之后，我立志不当作家遂当了记者。
但是，记者这行当是无论如何离不开文学的，或者说，你不想找她，她却找你。一篇文章的文采、风格，无不受着文学底蕴的影响，好的报道，是要有新意的，除了事实的真实性外，好的采写形式一直是记者们绞尽脑汁寻求的。因此，每每这时，我便感谢父亲的遗传，感谢父亲对我的文学熏陶，使我能在新闻写作中形成自己的风格。我的记者工作是忙忙碌碌的，但是，我却没有忽视或者错过父亲的每一部作品，不是第一读者，却也是第二或者第三，甚至可能还是最后。有时，关于他的消息常常不是通过他自己，而是通过同事，通过报纸上的报道而得知，比如，我是通过报纸得到了他的报告文学《励精图治》获全国报告文学奖的，我跳跃起来，兴奋得立即给他打了电话致贺。
父亲在《人民文学》杂志担任主编期间，我们虽同在一个城市却难以见面，因为他太忙了，可我们却常常会在新闻发布会或者座谈会上相遇，那情景常常很有趣，有时，会有人将我引见给他，说要他认识一个记者，也有人对我说，要带我去采访一个主编。一起举杯的场景也不乏其数，想来很是幸福。当然，他也为我幸福，比如当我连续出了《是我的朋友跟我走》、《谁送宝贝去睡觉》和《德国，缺自行车的鱼》等几本书时，他的喜悦甚至超过了我。
我说了，我身上流有父亲的血，所以，他的快乐也是我的快乐，但他的成绩却是他的，现在我要祝贺他，为他的十卷文集。我知道，他文集的涉猎范围和题材十分宽泛，不仅仅有长篇巨著、报告文学，还包括电影文学、散文和评论等。我也知道，这是父亲60多年创作的积累，凝聚了他的热忱与心血。我会将这套由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精致著作摆在我德国汉堡家客厅的书柜里，不是为了炫耀，是为了能感觉到父亲对我依然具有的影响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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