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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儒学研究的补白之作

2009-01-14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杨庆中 我有话说

《郭店楚简与思孟学派》,梁涛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5月第一版,78.00元

1993年冬,在湖北荆门郭店出土了一批竹简,内容涉及先秦儒家和道家。1

998年5月,文物出版社出版《郭店楚墓竹简》一书,公布了相关资料,在学界引起极大震动,国内外学者趋之若鹜,争相研讨,一时之间竟成显学。这批出土文献,多为失传了的、对于完整认识先秦儒道各家特别是孔孟之间这一历史时期的思想学术十分重要的文献资料,对于人们正确把握中国学术史和中国哲学史具有无与伦比的意义。也因此,十余年来,这一领域的研究一直十分热烈,“有关论文、专著层出不穷,直到现在尚未衰歇”。2008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梁涛教授的洋洋50余万言的大作《郭店楚简与思孟学派》,可谓这一研究领域的一部力作,“也是郭店楚简儒家类著作思想研究的领先之作”(廖名春评语)。而由于该书重在梳理思想史上非常重要而又疑云重重,因而被20世纪几乎所有的研究专著付之阙如的思孟学派,所以,这部书又可以被视为先秦儒学研究的补白之作。

《郭店楚简与思孟学派》一书由8章和一篇《结语》构成,主要探讨了孔子仁、礼思想及其后学的分化,思孟学派的酝酿,思孟学派的形成,思孟学派的完成,思孟学派与早期儒学等问题,内容丰富,涉及面广,言其大者如:思孟被看做是一个学派,是何时、如何发生的?思孟在后人的观念中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变化?人们是在何种意义上提出和使用“思孟学派”这一概念的?孔子到子思的中间环节是谁?是荀子所说的子游?还是孟子经常提到的曾子?抑或是他们二者?《大学》的作者、成书如何?郭店儒简中哪些可归于《子思》?哪些可看做思孟学派的材料?《性自命出》篇的性情说和性命说对于理解早期儒家心性论具有何种意义?早期儒学是如何看待“性命”、“天道”问题的?《五行》篇所说的“五行”,是否即是思孟所倡导的五行?其思想应如何理解?《缁衣》、《表记》、《坊记》中的“子曰”是“孔子曰”,还是“子思曰”?抑或是在引述“孔子曰”的同时,又加入了子思个人的思想?如果是后者,对于理解先秦典籍中大量的“子曰”有何重要意义?《中庸》的成书如何?《大学》、《中庸》中的慎独应如何理解?孟子“四心”说是如何形成、提出的呢?在孟子思想中又居于何种地位?“四心”说的提出,对儒学理论特别是儒家仁学有哪些重大的发展?孟子“道性善”的内在理路是什么?具有何种思想意义?孟子性善论与后天的修习、培养是什么关系?郭店竹简有大量“仁内义外”的论述,它与告子的“仁内义外”说是什么关系?孟子批驳告子的“仁内义外”说,并提出“仁义内在”说的原因何在?对儒学理论又有何发展?透过竹简《鲁穆公问子思》篇,将会对早期儒学的批判精神有何新认识?透过竹简《穷达以时》篇的天人观,将会对早期儒家天人观有何新认识?孔子、曾子、子思、孟子对仁、孝关系的理解,是一以贯之,还是经历了复杂、曲折的探索过程?如何整合孟、荀的思想,恢复儒学根源的文化生命?等等。

上述问题,多是先秦儒学研究中的核心问题,也是思想史上扑朔迷离、难于说清楚的老大难问题。梁涛教授的《郭店楚简与思孟学派》,透过文献实证和思想梳理,对上述问题或予以解决,或提出自己的新观点,对向来疑云重重的思孟学派的本来面目进行了颇为清晰的勾勒,“研究所获结论,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在若干问题上,超迈前人,解决了学术研究上的难题”(陈来评语)。

由于论题的需要,决定了本书所论及的每一个问题,几乎都需要文献的梳理和辨证,所以,文献辨析、考镜源流成为该书最大的特点之一。但文献辨析、考镜源流也需要指导原则,作者指出:“围绕思孟学派的分歧绝不仅仅是资料的问题,同时还是理解的问题。”中国传统学术向来有“六经注我”的传统,加之“道统”论做祟,所以近代以前,关于思孟问题的研究,难免有借题发挥、面貌驳杂之嫌。即使到了提倡科学精神的20世纪,方法被观念束缚、材料被观点绑架的教训也所在多有。因此,用什么样的原则指导资料的运用便显得尤为重要。该书开宗明义,在第一章就特别亮出自己的观点:“在思孟学派研究中,历史的观念十分重要,要想揭开思孟学派的神秘面纱,还其本来面貌,就应从当时的历史背景出发,将思孟学派看做一具体的历史发展过程,而不应先入为主,持守着任何形式的‘道统’论不放。同时也应肯定,孔子之后,孔门后学虽出现分化,形成不同的派,但学术思想的发展具有内在的联系,具有自身的逻辑,而不是杂乱无序,无规律可寻的。”“在我们这里,思孟学派没有‘正统’的含义,只表示孔门后学中一个相对重要的派别。同样,韩愈‘轲死,不得其传焉’的说法也是我们不能接受的,相反,若是把‘道统’理解为根源的文化生命,生生不息的精神生命、文化传统,那么,任何一个儒家派别虽都有可能对此传统有所深化、创造、发展,但也都无力独自代表整个道统。”可以看出,作者研究思孟学派,“坐实”思孟学派的历史定位,虽或有“同情的理解”,但并不受传统观念的束缚,即不信古,也不疑古,而是传承了近代以来的科学实证精神。我想,读过该书的人,对这一点应该是印象深刻的。

当然,文献的考证是为了思想的梳理,在这方面本书也为读者提供了非常丰富的看点。“例如他研究《五行》,推广到子思和告子、孟子仁义之说的异同;研究《穷达以时》,联系了孟子、荀子天人之说的实质。他提出《大戴礼记》所录《曾子》十篇包括乐正子春的作品,在仁孝关系上有违孔子、曾子的传统,诸如此类,都富于启发性。他对‘慎独’作出的全新解释,更是别辟蹊径,无怪乎许多学者给予肯定。关于孟子、荀子都同子思在思想上有联系的意见,也极发人深省。”(李学勤:《郭店竹简研究的新进展》,《光明日报》2008年10月11日)另外其根据郭店简《唐虞之道》及上博简《容成氏》、《子羔》等,指出战国中期曾有宣扬禅让的思潮,直至燕王哙让国子之事件,孟子才起而反对的观点,也被李学勤先生引为同调。

以作者对“慎独”概念的新诠释为例:“慎独”是《大学》、《中庸》两部经典中出现的十分重要的概念,长期以来,由于受理学家的影响,人们一般倾向于用“在独处无人注意时,自己的行为也要谨慎不苟”来解释它的含义。但是,郭店楚简和帛书《五行》经、说中对于“慎独”却有着不同的解释。对此,该书通过仔细的分析,指出,“慎”讲的是“诚”,“独”指的是“舍体”,也就是内在的意志、意念,“慎独”就是诚其意。据此,作者又考察了《大学》、《中庸》中的“慎独”概念,发现“《大学》中的慎独与独居、独处没有关系”,而“《中庸》中的慎独实际同《大学》一样,都是指内心的专一,指内心的诚及外在表现,而与‘小人闲居为不善’根本没有关系”。作者进一步指出,《五行》、《大学》与《中庸》对于“慎独”的理解,其基本含义是一样的,只是表述及侧重点有所不同罢了。“所以根据《大学》、《中庸》、《五行》等篇的内容,我们可以将慎独理解为:不论在独处还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均应‘诚其意’,保持内心的诚,保持内心的专一。”作者的这一疏解,相信读者看完之后一定会有拨云见月之感。

另外,作者对先秦儒家的核心范畴“仁()”的解释,也很有新意。据说,杜维明先生读过之后,大加赞赏,自己酝酿多时、本已打好腹稿的解释“仁()”字的写作计划也因此放弃。

该书其他的新观点还很多,这里不再一一枚举,总之,我觉得用新见迭出评价该书在思想梳理方面的成果是不过分的。

记得在郭店楚简的材料发布不久,李学勤先生曾经指出:“大量简帛‘惊人秘籍’的出现,迫使学者们对学术思想史的若干根本问题作重新审查和思考”,“由于简帛的出现,古代学术思想史必须重写”,“因为新发现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典籍,对古代学术思想看法的改变,同时也必然波及对后世,一直到近代若干学术思想问题的认识……”(李学勤:《新出简帛研究丛书总序》,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1月)萧?父先生也认为:“楚简及上博楚简的全面研究,……有可能重新改写中国学术史、经学史以及楚国文化史等。”(萧?父:《郭店楚简的价值和意义》,《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16页,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我想,梁涛教授在这部书中对思孟学派的慎独观、天人观、性情观的研究,已经部分地改变了人们的固有认识,以后的先秦学术史、思想史、哲学史研究,即或不同意梁涛教授的观点,也是无法绕开《郭店楚简与思孟学派》这部著作的。

该书的前身是作者2001年初博士后出站时完成的15万字的工作报告,在博士后报告鉴定会上,庞朴、姜广辉、陈来、廖名春等学者对报告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希望作者对其补充、完善,争取早日出版。我想,以梁涛教授的功底,当时对报告“补充、完善”并“争取早日出版”是绝对不成问题的,但作者并没有急于求成,而是精益求精,终于在几年后呈现给读者这部逾50万字的大著。如此谨严不苟的治学态度,令人钦佩,也值得我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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