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阮元父子

2009-02-04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顾农 我有话说

清中叶扬州学派的汪中、凌廷堪等人重视《文选》，颇作骈文；稍后该派大师阮元（1764~1849）作《文言说》、《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与友人论古文书》（《?经室三集》卷二）、《文韵说》（《?经室续集》卷三）等文，强调“文”、“笔”之分，又令他的儿子阮福以及广州学海堂的学生们就文笔之分大做文章，大力

提倡讲究“沉思翰藻”的“文”，用以反对不讲声律辞藻而风行一时的桐城派古文，一度颇有影响，有力地助长了讲究“小学”和考据的汉学的声势；而桐城派恰恰是讲宋学的。后来扬州学派的殿军刘师培又继续宣传此说，并大力加强六朝文的研究。但是阮元及其追随者的写作实践远远跟不上他们的理论，例如阮元本人他在《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一文中大讲“今人所作之古文，当名之为何？曰：凡说经讲学皆经派也，传志记事皆史派也，立意为宗皆子派也，惟沉思翰藻乃可名之曰文也。非文者尚不可名之为文，况名之曰古文乎！”可是在他的这篇文章中亦未见沉思翰藻，其文末云：“或问曰：子之所言，偏执己见，谬托古籍，此篇书后自居何等？曰：言之无文，子派杂家而已。”解嘲虽颇有自知之明，但也不免令人怀疑其理论主张的可行性。晚年阮元作《?经室集》自序，也承认“余三十馀年以来，说经记事，不能不笔之于书，然求其如《文选序》所谓‘事出沉思，义归翰藻’者甚鲜，是不得称之为文也”。当然，他也写过骈体有韵之作，但仅有二卷，所占比例甚小。阮福（1801~1875）的《文笔对》大力强调“有情辞声韵者为文”，“直言无文采者为笔”（载《文笔考》一书，又见阮元《?经室三集》卷五《学海堂文笔策问》）；而他这篇文章本身也是直言无文采之“笔”而非情辞声韵兼备的“文”。

1927年鲁迅杂文中有《匪笔三篇》、《某笔两篇》（后均收入《三闲集》），借报纸上的文章和广告大发议论，因为所引的文本都不是韵文，“所以取阮氏《文笔对》之说，名之曰：笔”云。虽然不过是在标题中搞花样翻新，然亦可见阮氏父子的文笔论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鲁迅是承认文笔之辨的，但是他看得很清楚：这是中古时代通行的观念，而且“辞笔或诗笔对举，唐世犹然，逮及宋元，此义遂晦，于是散体之笔，并称曰文，且谓其用，所以载道，提挈经训，诛锄美辞，讲章告示，高张文苑矣。清阮元作《文言说》，其子福又作《文笔对》，复昭古谊，而其说亦不行”（《汉文学史纲要・自文字至文章》）。阮氏父子之文笔论不能通行，无非是因为古今文章本来就以散体之“笔”为多，不仅经、史、子大抵为“笔”，集部中也是以“笔”为多，把这些全部排斥于一般意义上的“文”之外，只承认骈文才是“文”，当然很难行得通。把一个本来有些道理的东西绝对化，结果总归行不通。

但这并不是说阮氏父子提出文笔之分就没有意义，一则他们强调经、史、子与文之分，自有助于扬州学派在学术领域张大其声势，二则就文学创作而言，在桐城派之类的古文风行天下几乎压倒一切的时候，来一点不同的声音是有益的，清中叶骈文的一度复兴对于文学的繁荣亦复颇有贡献。讲究对偶和声韵的辞赋，即使到今天有时也还有它的用武之地，如《光明日报》有“名城赋”专栏。文学批评史上有影响的意见往往都有它的片面性，而亦自有其片面的深刻；完全四平八稳的东西，用于教学或官样文章尚妥，一般很难产生重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