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没等人家来抄家，爸爸那些唱片就被自行处理了。看到和洋唱片一起清出来的，还有一盒子一盒子的京剧唱片，才知道原来爸爸的这些东西，全是给爷爷娱乐用的，听说爷爷在世时爱听戏。爷爷在我没出生以前就去世了，估计有的东西，压在箱子底下就一直没人动过。
真的让我大吃一惊的，是我们家的另一件洋货：收音机。
这个收音机是我爸爸从美国带回来的，样子很难看。因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军用的，铁皮的外壳是橄榄绿颜色，侧面用白漆写着“P.H.Wang”，爸爸英文名字的旧式缩写。不像别人家外壳是木头的那种，没有漂亮的胶木旋钮，光光溜溜，什么装饰感全没有。爸爸说这种军用收音机质量好，灵敏度高，能收短波，过去不拆附件装置的时候还能当收发报机用，还强调说回国进海关的时候填了正式申报单子的。从我记事起，这东西就放在玻璃橱上边，平常就像家里那条美军毛毯一样，不是什么秘密，天天用。这个像鞋盒子大小的铁皮匣子里边一亮，照在收音机的面板上又温暖又柔和，侯宝林和郭启儒的相声，孙敬修老师的故事，还有“小喇叭”令人难忘的清脆号声，成了我们幼时平静的生活里非常美好的回忆。
爸爸的收音机，在1968年底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中突然成了一个罪证，有人揭发我家藏着发报机！
来抄家的那天晚上，气氛特别不一样，屋子里翻得乱七八糟，可是却安静得出奇。所有人都闷着头在那里翻，平时见着面得叫叔叔阿姨的，这会儿谁都不理我。爸爸的房间突然间大放光明。那些抄家的人也很辛苦，找点东西哪那么容易，把那些摞在一起的箱子一个个打开，比换季的时候捣腾衣服还累。翻桌子开抽屉也麻烦，写满了字的纸片，信件堆得到处都是，打都打不开。不要说外人，就是主人自己都害怕收拾，更何况这么胡猜瞎琢磨。其实他们就想找那个听说已经拆掉的收发报装置，只要一发现这个部件，特务的罪名就算坐实了。
我刚上初一，正是好奇心最重的时候。看到家里出了事，又惊讶，又激动，急着要看个究竟。无奈屋里屋外全是人，等了半天最后还是睡着了。他们怎么离开的，我一点也不知道。搜出了什么我也不清楚。究竟有没有像“密电码”那样的东西？收音机他们是拿走了，因为很明显，原来的那个地方已经空了，只剩下尘土。
往后的几个月里，爸爸天天受审查。虽然没有专政机关那些有震慑力的仪式，也没有穿制服带行头的出现，天天让人逼着写交代材料的日子，一定很不好过。爸爸很少讲话，看得出来他的心情并不好。老实说，比他倒霉的人有的是，起码他每天还可以回家。但这并不等于说问题不够严重，就在那一段时间里，先后有许多人想不开而寻短见的。
事情过去那么多年，如今我爸爸过得挺好的，我也还算成长顺利，而且我在美国生活居住的年头，比起爸爸留学和访问的时间加起来还长几倍。回味往事自然多了几分体会。
等我年龄稍长，开始能理解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参加工作的知识分子。他们是历次政治运动的主要参与者。他们最重要的政治资本不是苦大仇深，而是年轻。从肃反、镇反、思想改造、反右、四清直到“文化大革命”，他们从老一辈学者、学长一直斗到“一二九”学潮起家的老革命，学校里的人，都让他们给得罪遍了。到了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上有恢复地位的老一辈学者，下有在社会各个角落里憋了十年一拥而入的新学人，他们的存在让老一辈人的恶梦挥之不去，让新生一代莫名其妙。
最让我想不明白的是我爸爸那股读书的劲头。在他无罪扛枷、厄运当头的年月里，他还那么起劲地读书，似乎从来没有动摇过。爸爸对读书的偏执近乎宗教信仰，他从工厂回到家，就趴在桌子上写。有趣的是，他就写在那种牛皮纸封面上印着红字“工作日记”的小本子上，有很长时间，我都以为他写的是思想汇报或者劳动锻炼心得。他偶尔拉拉计算尺，用三角板很工整地写一些计算公式，这么陆陆续续记了有十几本。“文革”以后，他出版了新书《工程传热传质学》上册，原来那些“工作日记”，是他为书稿预备的素材。
有一次我问爸爸，这些政治运动，哪一次最痛苦？他说，思想改造运动的时候，一定要我和爷爷划清界线，批判他，说他是地主剥削阶级，人都死了，还说他干吗？说爷爷坏，我说不出口。我问他有没有想过自杀，他说想过，在清理阶级队伍的时候，他说再逼我，也就这么多可说的，总不能瞎编吧？把我逼急了，不如就像陈祖东那样，走了算了。陈伯伯是我们的老邻居，1968年秋天清队运动才开始不久，就在圆明园上吊自杀了。
小时候，陈伯伯见我拿着一把木制玩具宝剑，兴致勃勃地楼上楼下跑得欢，就问我愿不愿意跟他演戏？我问什么戏？他说京戏。京戏我不会，他说不会没关系，我教你。此后我就一直追着陈伯伯学戏，最后他带我排了一折《三娘教子》，他演老家人薛保，我演顽童倚哥。我们化装演出了两场，一场为我们单元里楼上楼下的邻居，另一场是过年的时候给他的亲戚朋友。不知道陈伯伯后来以生命拒绝揭发交代的人，是不是就坐在这群人里。一个非常和善的老人，想不到竟这么刚烈。如今能有几个清华大学的教授，有耐心和邻居的孩子一同唱戏，并有雅兴在自家客厅里办堂会呢？最难忘的，是陈伯伯那绵绵不绝的长腔和沙哑苍凉的嗓音。
20世纪90年代初我完成了在美国的学业，也找到了一份说得过去的工作，但爸爸却希望我回国去发展。所有的亲戚朋友都觉得他是想儿子和孙子想糊涂了。我爸还感慨道：我们过去留学、选专业，都是想中国缺什么？国家需要哪方面的技术和人才？现在的人，都想自己喜欢什么，哪一行出来好挣大钱，时代真是不一样了。难道他就不怕我们出一家子特务吗？不，他不怕，因为他相信，只有国家富强我们个人才能过得好。要说爸爸一肚子学问尽是洋货一点不假，但他的操守，却是地地道道传统中国文人的，他们一代的坚定与我们一辈的多变，恰成对比。
前些天我打电话给哥哥，问他：爸爸那台美军电子管收音机呢？他说早扔了。我说：呦！怎么扔了，那是文物！
本文摘自《家在清华》，史际平、杨嘉实、陶中源等编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年4月第一版，定价：3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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