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先生是著名的学者，在欧洲文明史领域成就斐然。此前我曾读过他的《文心文事》
治学之道，本没有什么花花哨哨的东西，老老实实去做就是了，走捷径不行，想讨俏也不行。尤其是治文、治史（国际问题也不例外），脱不出太史公的“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积累丰富的资料），略考其事，综其始终，稽其成败兴坏之纪”，话虽过简，却是千古不易的经验之谈，舍简求繁、求“玄”，真划不来。
从这里，即可看出陈先生所提倡的朴实学风。他还说，自己虽是从研究国际问题“起家”，但所谓国际问题，离不开政、经、史，而核心还是哲学，所以他最关注的是历史哲学、政治哲学；他时时所想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把“洋务”与国学结合起来，“中国的学者而不大懂中国的学问，可乎？”
先生是本学科的老前辈，他讲的这些话，我特别信服。也是带着这个印象，我和同学一起到先生府上去拜见他。第一次见面很紧张，也不知道说什么，只记得先生特别和气，两道眉毛很长，很漂亮。资中筠先生也在家，她告诉我们，陈先生患了尿毒症，每周要去医院做两次血液透析。资先生语气平静，可我知道这是很重的病，很难治。陈先生告诉我们说，他从北大西语系毕业之后，就分配到外交部门，过去长期做“民间外交”，后来到社科院搞研究，很少讲课，这次北大请他，他很愿意，再辛苦也要坚持去讲课，他想利用这个机会，多听听现在的青年学生有些什么想法。
先生交给我三页大稿纸，上面是他用毛笔小楷写的“讲课纲要”，要我打印出来发给选课的同学。这份纲要，我一直珍藏着，后来这门课的课堂记录整理出了书（《欧洲文明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1月第一版），可惜没有把这个纲要收录进去。纲要有一个特点，就是把欧洲文明的历史与中国对应起来。先生解释说，他虽然是讲欧洲的事情，但心里面想的都是中国。他研究欧洲，只为了回答一个问题，“欧洲何以为欧洲，中国何以为中国”。
第一次见面之后的三个月里，每周六一早，我就打车从万柳学生公寓到方庄，将先生接到北大，讲完课再将先生送回家。那时候北京的出租车车况比现在糟糕多了，尤其是冬天，车里面比较脏，味道不那么好，许振洲老师就特别叮嘱我，要打每公里一块六的车，稍微宽敞一点。而陈先生拖着病体，每周往返奔波，天寒地冻刮大风也没有停一次课。我们在车上，常常聊一些闲话，大约是他问我一些现在北大学生的情况，我来回答。可惜我现在记不起来什么具体的内容了。我也实在不是一个称职的助教，当时先生坐着讲课，有时候提到一些人名、地名、书名，就由我们帮助写到黑板上，可是我孤陋寡闻，常常写错字，如果是外文，更一点写不出来。
这三个月讲课的详细情况，基本上都已经整理到了《欧洲文明十五讲》那本书里。我读了好几遍，因为书里面不仅讲了欧洲的事情，先生还利用这个机会，谈了很多中国的问题，甚至谈到了人生问题。我喜欢听先生讲课，平和、平实，他爱引用中国古代的诗文，也爱引用马克思、恩格斯，都特别妥帖。先生是服膺启蒙思想家的，他认定，欧洲文明的核心就是民主科学，欧洲文明几千年发展，有一条线索，就是民主科学在萌发生长，“欧洲精神”点出了“世界历史”的走向，中国文化必须要引进这个才有未来。
对这样的观点，当然可以见仁见智，就好像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纪念碑上写的，“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但是，他的这些主张背后，有很强烈的现实关怀，体现的是一种忧国忧民的精神，这种精神，将“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还有几个小的细节值得记下来。陈先生对于现在国际问题研究过分偏重美国不太满意，他上课第一句话就说：你们不了解美国，还有可能了解世界，要是不了解欧洲，可能就很难了解这个世界了，你们不要把美国想得那么大、那么强，它的源头还是在欧洲，欧洲才是博大精深的。我当时就想问，您是欧洲所所长，资中筠先生是美国所所长，您这样说，资先生同意吗？可惜我没敢问。
先生每次讲课，差不多要持续三个钟头，课间休息的时候，他仍然在讲台上端坐着。他说，我现在得了这个病，基本上很少有小便了，我坐着就是休息。结果课间的时候，很多同学都过去找他提问，还有同学找他签名合影。最后一次课讲完了，有两个同学走过去，深深地向他鞠躬致敬。
还有一次，陈先生对我们说，推荐大家读一读某位老先生新出的一本文集，这本书非常非常了不起，里面的观点很新，思考很深刻。我于是找这本书来看了，里面讨论关于社会主义的一些理论问题，可读完觉得没那么了不起啊。我有这个想法，也不敢问陈先生。后来才了解到，这个老先生过去是参与写“九评”的“秀才”，对于那个时代的人来说，能够进行这样的反思，真的是非常大的一个事情了。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学术，后来的人万万不要因为自己的“新”而觉得有什么了不起。我们是比前辈少了许多思想包袱，却也可能因此体会不到前辈的贡献所在。从这个事情，我也对陈寅恪先生所谓的“了解之同情”有了一点自己的体会。
三个月的课之后，我就再没见过先生了。这几年里，偶尔从袁明老师、许振洲老师那里听到一些关于他的消息，也常常读到他新写的文章。有时候我真想去拜访他，可自己毕业后即从事行政服务工作，很少静下来读书，心中无比惭愧，怎么敢再去打搅先生这样的学术大师。那短暂的“助教”经历，只能是一段美好的回忆。
新年的第一天，我上网，突然看到了先生去世的噩耗，大惊，心情沉重，因为在最近出版的几期《万象》杂志上，先生还连续发表了几篇关于启蒙运动的文章，没想到就这样走了，而且没有举行任何告别仪式。
我想以这些笨拙的文字，纪念驾鹤西去的陈先生。我深信，先生人品高贵、学贯中西，他的道德文章，必将泽被万千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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