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的身影――重寻遗落的文人往事》，蔡登山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第一版，26.00元
“我一见了她，就起了很强的爱敬之心，不觉精神恍惚了。这很奇怪，我并不想和她成姻眷
蔡登山在其新著《民国的身影――重寻遗落的文人往事》中，选取十几位文化名人如张竞生、顾颉刚、徐志摩、田汉、穆旦等，通过“田野的调查”和“文献的追索”，于故实中钩沉打捞，辨精析微，试图去“逼近传主的内心深处”。在《五十年来千斛泪――顾颉刚的感情世界》一文中，作者从顾氏的信件及篇幅庞大的日记等材料里，梳理出顾氏婚姻情感的脉络，以其对谭慕愚终生不渝的爱情切入，展示出一个严正、寡言的学者形象之外男人的丰富情感世界。通常来说，日记、书信、回忆录等较之有意识地留诸于世的“经世”之言，这些私密、个人化的文字里更能窥见其人的内心，其一生命运的发展轨迹和遇合悲欢，乃至于一个群体、一个时代的面影，都能从中找到踪迹和印证。
这种“重建历史现场”的努力对蔡登山而言，不仅仅是从所写人物的婚恋情感着笔，在该书的“下辑”中，他花了大量的篇幅写到陈铨、张竞生、梅娘等这些因为种种原因而在历史上被淹没遗忘的文人。上世纪20年代以一部《性史》而引起社会各界聚讼纷纭的哲学博士张竞生，誉者称其为“中国人口学和性学领域的开创者”，谤者则讥为“卖春博士”，蔡登山详实备述了这位为“盛名”所累的知识分子的悲剧性人生，客观评价其在中国早期性学教育中的先驱作用，且对于张氏“中国文化悲剧的缩影”的一生，他在文章中热切地呼吁人们来重新认识张竞生，还其应有的历史地位。
不独是张竞生的被淡忘，当年被鲁迅骂作“盛家赘婿”的邵洵美，这位现代文学史上的才子，只因了鲁迅在《拿来主义》文后的一条注释（“有富岳家，有阔太太，用陪嫁的钱，做文学的资本”）也一样从此在文学史上被掩埋，光芒消退。蔡登山综合邵氏本人的作品、传记和时人的回忆，结合当下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细密地梳理邵家和盛家数代之间紧密的姻亲关系，以及邵氏本人一生中不同时期创办金屋书店、接任新月书店经理等为推动新文学发展所作出的贡献，逐条推翻文坛老将鲁迅对其的定评。“同情的了解”使作者能够尽量地设身处地站在传主的位置，将他们的所思所想，他们的所爱所恨再现于今人面前。并且不忽略传主的性格和相貌特征，也使得蔡登山的文章里充满了趣味和人情味。看看有着“希腊式完美的鼻子”的美男子邵洵美，哪怕到了沦落潦倒的时候也“还是要用老妈子的刨花水，把头发梳得油光水滑”（《作为诗人和出版家的邵洵美》）。
现代历史的长河里，张竞生和邵洵美的遭际不是个例。“造化弄人，天曷言哉！”对于1949年之后在文化、学术界消失的陈铨和他的晚景凄凉、学术上的荒废，将一腔热切情怀付诸现代文学史料研究的蔡登山禁不住发出了沉痛的喟叹。这喟叹里既有同为文人的自伤之痛，更有对前贤先辈深切的同情和惋惜。
在几乎同一时间出版的《那些才女们》也沿续了蔡登山学术写作的切入点和立足点，而且尤其因为女作家们所特有的丰富细腻的情感特性，她们自身的婚恋经历与创作之间的关联更为密切。这在庐隐、石评梅、苏青等人的身上更为显见。除了冰心、冯沅君、陈衡哲、凌叔华等少数几位有着贯穿一生的完整幸福婚姻之外，更多的女作家在心灵深处是烙下了情伤，负憾终生的。人生道路歧异时的抉择和分手，国难中的流离和劳燕分飞，使这些世人眼中光芒耀眼的才女们走上了感情的不归路，她们寂寞的灵魂永远在漂泊着，找不到归途。1942年1月23日，31岁的萧红在香港病逝，临终时写下绝笔：“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得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遭受感情创痛的她在生命的最后放不下的始终是最爱的写作，为自己，亦为爱她的爱人、友人及后世的读者留下了永久的遗憾。
“昔年仓促学逃亡，海上秋风客梦长。斗室几劳明月访，孤衾常带素薇香。君应爱极翻成恨，我亦柔中颇有刚。欲待相忘怎忘得，声声新曲唱渔光。”1934年田汉被关押在南京一所监狱里，每天早晨听到看守所唱起《渔光曲》（田汉谱曲，安娥作词），写下了这首怀念安娥的诗作，表达了对这位志同道合的爱侣的深情和怀念（《欲待相忘怎忘得――田汉的错综情路》）。对于后世的读者来说，那个业已逝去的繁花满枝的时代，那些才智卓越的人物和他们丰富多情的心灵，又岂是“相忘”得了的呢？不惟不“相忘”，我们还要追念和回望那个时代，以及活动于其间的那些身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