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商务的几个出版标志
在中国现代出版史上，出版社标志的使用最为专一的要算上海的（老）中华书局，而变动最多的要属上海（老）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
其创办之初使用的标志，目前已很难见到，就笔者所见其最早者，为《商务书馆英华新字典》1909年第十版封底所用之图案，其为明清青花瓷器中常见的中国传统纹饰缠枝纹，它有点像一种清代赏瓶中的式样，纹饰取对称构图方式，虽不活泼，但中规中矩，很有观赏性。该书序言的写作年代为光绪30年，叙者李佳白，从序言中可以知道，商务印书馆出版这部新英汉字典是为了应当时学校学习英语之需要。五六年间这部字典连出十版，也算是外语词典出版史上罕见的现象。这枚缠枝纹标志图案，应该说属于上海商务印书馆早期使用的标志之一，前次我写最早出版标志一文时，采用《民国版本知见录》中关于上海商务印书馆最早使用的标志为青龙图案，看来应该更正，其图案整体并非青龙，1911年初版《原文阿狄生文报捃华（附汉文释义）》封底使用的就是这个标志，图案十分清晰，整个标志图案像一个盾牌，中心图案是一条盘起的龙，龙设计的比较复杂。清代不崇尚简洁，所以体现在这个图案和前一个图案中的文化特点，就是用复杂来渲染氛围，它的上方顺时针依次是商务印书馆中文，下方逆时针排列的是商务印书馆英文，全部图案所用的装饰纹饰与缠枝纹纹饰有着很大的不同，它明显吸收了西方传统纹饰的要素，并把它和中国龙结合在一起。由于加入了出版者字号，它已经接近现在的商业标志设计形式了。
不过从现存的清末老商务版图书来看，商务印书馆早期很有可能没有统一的出版标识。上海商务印书馆在初创时期及其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其出版标志的使用并没有统一，原因可能很简单，使用商业标志，在中国清末民初还属于新鲜事物，处于摸索阶段。
除了上述两种现在已很罕见的标志之外，1911年前后上海商务印书馆还使用了一种很有中国传统特色的标志图案，那是个太阳纹瓦当图形，一共四个字“翻印必究”。字体十分古朴，《增广英文法教科书》初版封底正中用的就是这个标志。这部教科书民国以后再版了好几次。
上海商务印书馆不仅使用出版标志尚在摸索，就是在图形设计上，也在摸索。一个证据是，1913年第三版的《英华会话合璧》，此书1911年初版，封底正中使用的标志，是核心为龙的那个盾牌图案的改良，清朝退出了历史舞台，作为一个政权，它的结束很简单，可是对于一个出版机构，尤其像上海商务印书馆这样的出版机构，它诞生于清朝，具有清朝文化的特点，又有新文化要素，它早期的标志图案中传统的要素多了点，时代突变，可能其还没能完全适应过来，但又必须适应，于是我们就看到了这样一个改良的出版标志，盾牌还是那个盾牌，纹饰略有一些改动，但大体没变，核心却被一个类似于金文的“商”字取代。这是一个失败的设计（改良），一个图案中出现了两个“商”字，显得有点重复。这个过渡时期的标志，很少被人注意。此后老商务可能也觉得这样的改良不妥，权宜之后，推出另一个篆文圆形文字标志，图案没有任何装饰性的纹饰，只有自右向左排列的篆文商务印书馆出版七个大字。1925年第九版《泰西五十名人传》封底用的就是这个，该书初版于1915年。
辛亥革命的后几年中，有一种观点认为，商务的那枚著名的倒三角形标志就诞生了，其实是没有见到更多老商务标志所贸然下的结论而已。实际上是辛亥革命后的几年中，这个著名标志还没有诞生，但是老商务一直都在摸索，一直都在通过变更设计图案来追求拥有一个形象简洁、含义明确的标志。这一时期有两个大致相似，但又有所不同的标志被使用在老商务之出版物中。它有一种复古的味道，又有一种求新的情致。这两个图案主体仍采用中国传统的缠枝纹，但比老商务早期那种要简洁明朗得多，核心部分使用英文CP，具有很强的商标美术字效果。应该引起注意的是，这个CP英文字在老商务出版标志史上起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它后来成为老商务著名标志的主装饰图形。当然要找到后来那个倒三角形图案的构思，还要经过摸索的，1921年四版《麦皋莱约翰生行述译注》，该书1918年初版，其封底使用的是一朵五瓣梅花，核心CP，五瓣梅花上从顶部向右顺时针排列着商务印书馆五个大字。英文CP，不是简单的排列，而是C字包着P字，到了这里，距离将CP设计成既有英文含义，又有中文“印”字意绪的图形，就剩下最后一步了，当把CP这两个英文字母设计成一个倒三角形的印字，核心是一个“商”字时，一个中国现代出版史上的著名商标诞生了。从此老商务的其他商标退出了出版史舞台。其诞生的时间，大约在上个世纪20年代。
老商务并非如人们所说三易其标，而是屡易其标。这在商业操作上是犯忌的，但老商务却以自己的出版特色，赢得了声誉，赢得了品牌。那些早期标志很罕见，其屡易其标在出版史上也属罕见，而易其标终成出版品牌，就更是罕见中之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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