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学一度被视为“西方世界”的学问，曾被“搁置”了一个历史时期。如今，关于新闻学的书籍可谓汗牛充栋，学科的发展有方兴未艾的势头。新闻学的成立也有赖于厘清其学科的源头。由于种种历史的原因，虽
2009年1月，《中华读书报》在“名家荐书”栏目里介绍了学者雷颐对北京图书订货会的观感。雷颐认为，今年的人文社科类图书保持了比较高的品位，但是，让人特别振奋的书却很少。“在瀚如烟海的图书海洋中，还是有让雷颐眼前一亮的品种”。其中第一部就是《邵飘萍新闻学论集》。“邵飘萍是中国新闻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他用自己的生命实践了自己的学理，坚守一个新闻人的操守和职业道德，为此付出自己的生命作为代价。”雷颐感慨传媒业发展迅猛，邵飘萍的新闻学理论更应该得到人们的重视。
邵飘萍在舆论界曾享有“飘萍一支笔，抵过千万军”的盛誉。1918年，作为《京报》的创办人和知名记者，邵飘萍致书蔡元培校长倡议设立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该会正式成立于1918年10月14日，这是中国第一个系统讲授、集体研究新闻学的团体。在担任研究会导师期间，邵飘萍结合自己的采访经验和体会为学员讲授新闻学的基础知识、新闻采集方法等内容，把报馆作为实习基地，收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邵飘萍在北京大学授课时的讲义后被编成《实际应用新闻学》（1923年），其中涉及记者的地位、资格和准备、访问的类别和方法等问题，是国内第一本关于新闻采访学的专著。1924年，邵飘萍又写了《新闻学总论》，其中对报纸的性质、任务以及新闻学的基本概念等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在内容和方法上与《实际应用新闻学》具有相互弥补之处。
上述两部主要新闻学著作都被收录在《邵飘萍新闻学论集》之中。邵飘萍的新闻学论著大致折射出了早期中国新闻学的发展史，在解读中国新闻学的发展理路上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读者可能对身为《京报》创办人的邵飘萍为何使用“名刺”、“原稿”、“编辑长”、“新闻纸”、“新闻社”和“外交记者”等陌生的汉字词汇感到不解，其实，这些词汇正是对中国新闻学由来的最好的诠释。
“新闻学”这一词组出现于明治后期的日本，随后开始见诸于我国的报刊。1903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松本君平《新闻学》，该书的出版使“新闻学”的概念在我国得以正式确立。但由于中文译者的日语水准有限，在翻译上有大量的漏译和错译之处，并且在翻译中直接使用日文汉字，如把报纸翻译为新闻纸、报社译成新闻社、邮局翻译成邮便局等。其中最大的问题是把“报学”翻译成了“新闻学”。
在近代东亚社会，“新闻”被指称现代意义上的报纸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后期的日本。在19世纪中期前后，通过西方传教士这一媒介，在中国兴起的近代报业的浪潮不久便波及到了日本，人们又用“新闻纸”三个汉字来翻译newspa鄄per，“新闻纸”逐渐演变成为“新闻”，“新闻”成为报纸的代称。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开始把手写的用于传阅的文章称为“新闻”。这种“新闻”也就是现代意义上的报纸。我国学界认为“新闻”一词作“报纸”解始于1862年发行的《官版巴达维亚新闻》的说法有待商榷，实际上，《官版巴达维亚新闻》是第一份以“新闻”命名的出版物。
到20世纪初期，日本的报业已成长为大企业，“新闻”已成为作为大企业的报业的代名词。1913年，当日本新闻界邀请著名报人包天笑、《申报》的张生平、《时事新取》的冯心友、《神州日报》的余大雄和《中华新报》的张群等人赴日考察，以及林白水于1918年3月组织北京新闻记者团再度赴日时，日本的报业正在酝酿大的变革。这在包天笑的《考察日本新闻略述》都有所记载。在当时的日本，“新闻”所指的是报纸，但在中国报人的观念里，“新闻”的内涵似乎不仅限于报纸。
后来，随着业界人士对新闻业了解程度的加深，国内也出现了要对研究报业的学问进行“正名”的动向。1920年，上海圣约翰大学成立了报学系；1921年12月12日，当密苏里新闻学院院长威廉博士访问时，提出了“新闻”二字不能包涵报纸全部事业的观点；1927年，戈公振也以《中国报学史》为书名出版了中国新闻传播史上的奠基之作史；1929年，黄天鹏曾将1927年创办的《新闻学刊》改为《报学月刊》。
但在广播出现以后，“新闻”这一概念更能涵盖报纸和广播等媒体所进行的时事报道，这可以说是新闻学这一称谓在中国最终得以确立下来的主要原因之一。
日本的新闻学研究也一直处于调整和变革之中。这在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也即报学研究所）的研究重心由对报纸和传播学的研究过渡到社会信息学的研究、并于1992年更名为社会信息研究所以及后来又被整合到新的信息交叉学科之中这一事例也可以看得出来，日本的新闻与传播学研究，已由近代报学、现代新闻学、大众传播学过渡到了社会信息学的阶段。20世纪60年代，早稻田大学一度取消了新闻学科。在当今日本学界，人们已很少使用“新闻学”的概念，多用外来语Jourlism来指称“新闻”或“新闻业”的概念，对新设立的传媒专业也多用外来语Media来命名。
新闻学研究在日本可以说经历了几个大起大落的阶段，与之相比，“脱胎”于日本“报学”的中国新闻学在理论和实践上虽然已开始起步，但总的说来，仍未能摆脱旧有的理论框架，且过于热中对西方新闻传播学理论与方法的译介，在理论和实践的创新上还面临巨大的挑战。在国家讲求“软实力”、试图建立全球性的新闻传播渠道的今天，《邵飘萍新闻学论集》的出版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