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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论美学》:价值论视域中美学建构的新尝试

2009-04-01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胡孝根 我有话说

如何推进美学的研究?在《价值论美学》(浙江大学出版社)中,李咏吟教授做了有益的新尝试。应该指出,价值论美学的研究,并不是新问题,但确实是极其重要的问题。自然,新的方法与新的观念,显得非常重要。在《价值论

美学》中,作者直面现代中国人的生存境遇和生活价值观念,从价值论美学的思想渊源与价值论美学的艺术实践两个层面,深入发掘了中西文明中的诗性生活价值观念,为现代中国社会理想生活价值观念的建立指明了方向,体现了现代中国人文学者的诗性生活价值的创造意愿和追求。

从方法上看,《价值论美学》特别突出了“诗性综合解释方法”的意义。走综合创新的美学研究道路,是这本书的重要思想理路。“综合”,即以中外古今四维视角中的价值论美学资源作为新的价值论美学重建的重要地基;“创新”,则是对原有的理论资源进行观念和方法的整合与更新,使其适应新的生活和生命发展的需要。应该说,这是一条极具挑战的美学探索之路,它不仅需要作者具备开阔的学术视野,还要有敏锐的学术洞察力和开放的学术胸襟。在《价值论美学》中,作者善于运用跨学科、跨文化的比较美学的研究方法,从哲学、宗教、艺术和心理学四个角度,以康德与马克思价值论美学、道家和新儒家价值论美学、现代乡土价值论美学为切入点,深入而饶有趣味地剖析了各民族的文明根性和诗性生活价值追求,并对如何从中国与西方古典价值论美学中寻找思想资源、如何在接纳和反思审美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寻求思想原创等重要美学问题,做出了卓有成效的思考。例如,在谈到如何从中国传统价值论美学中寻求思想资源时,作者就确立了现代价值论美学重建的新原则:“发现中华文明经典中一切优美的思想和优美的艺术精神,否定中华文明历史中一切丑恶和丑陋的艺术精神。”作者深信,中华文明中有数不尽道不完的美丽的思想和美丽的形象,等待我们去再发现,我们只有以此构建美丽的中国新图像,才能让国人从民族的美丽的心史中汲取精神力量,才能引导国民走向自由与美好的新生活。在对待中华传统文明态度上,作者态度鲜明,与其一味挖掘民族的丑恶,揭出伤疤而引起“疗救的注意”,不如发掘民族的美丽,传承民族的美丽,为民族精神的发展寻求雄健之魂,这对国民心灵的建设更富有意义。由此见出,作者重建现代价值论美学,有着深远的意图,它不仅源自于学术上的冲动,更是希冀国人重新审视和重建民族精神、民族文化和民族生活价值观念。

从观念上看,《价值论美学》特别突出了“生命论”与“文明论”在美学建构中的作用。综观中西方美学发展的历史事实,美学研究的推进,最终表现为美学新观念与新思想的提出,美学之争,说到底,就是不同美学观念和美学思想之间的碰撞。因而,美学观念和美学思想的创新与否、先进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就直接决定了美学理论著作的价值大小。《价值论美学》试图跳出传统美学观念的局限,以审美价值论和审美目的论这一新的美学观念,作为重建现代中国价值论美学的纲领,并以此推动现代中国美学的发展。正是在对传统美学观念批判的基础上,作者阐明了自己美学研究的立场,强调要用新的美学观念指导美学的发展,以使美学研究转移到对“真正的美学问题和美学思想的探索”道路上来。第一,美学不仅仅是知识学,更是价值学的建构。正如作者所言,知识性表达是美学探索的外在精神,而生命性阐释是美学的内在灵魂,只有将两者真正有机结合起来,才是富有创见的美学。因此,现代中国美学的建构必须彻底摆脱“见物不见人”的研究状况,使美学回到对人的生命活动价值的思考的轨道上来;第二,美学的探索,不仅仅具有学术上的意义,更重要的是要使美学探索取得的成果真正融入民族和个人的审美价值观念中,即,美学探索应在重建中国人的审美信仰和中国人的审美价值观等重大问题上发挥重要作用;第三,美学思想的探索,还应与现实生活的变革紧密联系起来,真正让美走进现实生活,让现实生活充满美。这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美学工程,需要每一位美学工作者精心构想和付诸实践。这种新的美学观念的提出,必然为现代中国美学的研究注入生机和活力,为现代中国价值论美学的重建提供重要的启示。

尤为可贵的是,作者是带着强烈的情感来进行美学理论探索的。美学理论的探索固然需要理性的论证和科学的分析,但它毕竟不是一门冷冰冰的学问。它需要作者具有鲜明的价值取向和强烈的思想倾向,赞成什么、反对什么,不容含糊。毋庸讳言,理性论证有余、价值取向和思想倾向的缺失,是当代美学理论著作的一大“流行病”。《价值论美学》克服了美学理论著作中的“流行病”,实现了理性和激情的有机融合。在理性论证的字里行间,时时涌动着作者诗意的情怀,处处洋溢着作者对诗性生活的向往之情。如诗似画的美丽的生活图像不断在作品中生成,令人应接不暇。这一幅幅美丽的生活图像,流露出作者对美好生活的无限憧憬和无比热爱的真挚情感,更易激发起读者对文明生活图像的诗意想象。然而,作者并不是审美乌托邦主义者,他不是让读者从现实生活中逃避到“想象的美丽空间”中去,而是尝试让“美丽的想象空间”变成现实。因此,在面对现代乡土生活的现实以及民族生活的历史价值观时,一方面,作者毫不掩饰对民族生存状态的深深忧患之情,指出:“如果国民不肯真正学习西方世界的自由美丽精神,也不肯正视真正的中国美丽的精神,那么,面对民族的文化生活,就只有绝望。”另一方面,作者又满怀信心地去改变民族的生存境遇,以期真正实现生活的和谐与美丽。为此,他提出了一系列美丽而又富有创造性的设想,如,“保护自然美、创造艺术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想象美丽的生活”等。而最富有启示的是,他把自由美好生活的实现与公平正义的政治法律制度的建立密切联系起来,这与席勒的“让美走在自由之前”的美学主张截然不同。相反,作者认为,只有让自由平等和正义的观念深入人心,自由公正的政治法律制度真正建成,审美自由的生活才有可能得到真正的保护。总之,对美好生活的思考与追求,是贯穿作者价值论美学建构的生命线,这无疑是启人深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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