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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对中国的认识有着漫长的过程，在不同的时期西方对中国有着完全不同的认识。从汉学的历史来看，西方汉学经历了“游记汉学”、“传教士汉学”、“专业汉学”等三个阶段。在这三个阶段，西方汉学界对中国的认识和感受是变化很大的，在这个意义上，西方汉学界对中国的认识是“真正的变色龙”。如果不了解这个历史，随便拿出一本西方汉学的著作进行评论，那一定会出现常识性的错误。为了客观地了解西方汉学的历史，进而把握西方的中国观，就必须做深入的国别汉学史的研究，从学术上梳理每个国家对中国认知的历史、人物和著作，这样才能摸清他们中国观变迁的内在原因。采取这样的学术路径，则必须从传教士汉学开始。正是通过来华的传教士，中国的知识才开始逐步向西方传播。正如费正清所说的：“这些传教士是中国和西方交流的桥梁，他们一手把西方介绍给中国，另一方面又把中国介绍给西方。”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来华传教士汉学著作的成就评价不高。这主要是没有从具体的文本和具体的人物出发做真正的学术性的深入分析，而满足于一种泛泛而论的研究。该书从卫三畏的基本著作出发，从而得出了一个很重要的结论：卫三畏的《中国总论》是美国汉学的奠基之作。他说：“法国学者考狄（Henri Cordier）在《西人论中国书目》（Bibliotheca Sinica）中将《中国总论》放在第一部分《中国总说》的第一类《综合著作》中，这是放入这一类别中的第一部美国著作，从这个意义上讲，将《中国总论》说成是美国汉学兴起的标志，应该是符合事实的。”在作者看来，卫三畏的学术价值不仅仅在于《中国总论》成为19世纪美国最有影响和最重要的汉学著作，而且在于，从《中国总论》开始，美国汉学研究的新模式已经依稀可见。众所周知，美国中国学研究的领导者和积极推动者是费正清，但“在他看来，卫三畏的学术成果中最重要的不是汉英字典，也不是关于扶桑和苗族的考证，而是《中国总论》，其副标题‘关于中华帝国及其居民的地理、政府、教育、社会生活、文艺、宗教等的概观’完全可以作为地区研究的‘课程提纲’（syllabus）来使用。从卫三畏一生的研究理路来看，他从总体上来说更接近于新的美国‘中国学’模式，而不是老的欧洲‘汉学’模式，应该说，他是20世纪出现的这一新的美国模式的导夫先路者”。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结论，由此，我们看到美国的传教士汉学和美国中国学之间的内在的逻辑联系，传教士汉学再不是游离于美国中国研究学术脉络之外的非学术的东西，而是整个今天美国中国学开端的一个基础。
没有对国别汉学发展的重要人物、著作和断代史的扎实研究，要想写出令人满意的国别汉学史是比较困难的。学术的发展是一个着急不得的事情，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扎扎实实地做好西方各国汉学发展史的个案研究，是推进国别汉学史研究的最好办法。这本卫三畏的个案研究则开启了美国传教士汉学的个案研究，这在学术上是值得肯定的。
第二，本书对卫三畏的汉学学习和研究成就做了初步的研究。
近代以来，汉语在语音、语法、词汇三个方面的重大变化大都受启于来华传教士的汉语学习影响。顾钧对卫三畏的研究再次证明了这一点。例如，《拾级大成》（Easy Lessons in Chinese，1842）是卫三畏独立编写的第一部汉语工具书。卫三畏“前言”中说：“本书是为刚刚开始学习汉语的人编写的，读者对象不仅包括已经在中国的外国人，也包括还在本国或正在来中国途中的外国人。”全书的内容如下：（一）部首，（二）字根（primitives），（三）汉语的读写方式介绍，（四）阅读练习，（五）对话练习（与老师、买办、侍者），（六）阅读文选，（七）量词，（八）汉译英练习，（九）英译汉练习，（十）阅读和翻译练习。
这样一本汉语学习著作有何价值？我们看看书中提到的当年《中国丛报》的评论，当时的一篇文章评论了卫三畏的这本书。文章认为，关于量词的第七章“是全书中最值得称道的一章”，因为“这个问题此前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卫三畏认为这类词和英文中的piece、sail、member、gust、sheet等词相似，但比这些词用得远为广泛，特别在口语中更是如此，应该熟练掌握。他在书中列出了28个重要的汉语量词，并设计了对应的练习。它们分别是：个、只、对、双、把、张、枝、条、间、坐、度、幅、阵、粒、场、群、笪、副、件、块、糖、行、架、朵、片、席、团。确实，对于外国人来说，汉语的数量词是难点之一，需要多加练习，卫三畏认为最好的方法是放在词组中进行学习。”熟悉中国语言学史的人知道，中国语言学家把量词作为一个专门的词类加以研究，是在很晚的时候。来华传教士可以说是中国语言中量词研究的开拓者，从最早来华的天主教传教士开始就已经注意了这一点。卫三畏虽然谈不上是量词研究的开创者，但我们一旦将其放入中国近代语言学史的视野来考察，他的学术地位就凸显了出来。
我们今天要做好对外国人的汉语教学，了解外国人汉语学习的历史，就必须进入传教士汉语学习和研究这个领域。在这方面，本书给我们开了一个好头，值得从事对外汉语教学和世界汉语教学史研究的学者关注。
第三，本书对卫三畏的汉学成果给予了客观的评价。
如何看待来华传教士的汉学著作？学术界在这个问题上一直有着不同的看法。上世纪80年代以后，学术界开始尝试从现代化的尺度来评价来华传教士：从中国现代化的总体历史发展来看，来华传教士在客观上是做出了一定历史贡献的。从这个方面展开来华传教士的研究，会开拓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视野。就今天而言，这类研究也才刚刚起步，亟待继续努力和不断完善。学者们在对来华传教士促进中西文化交流的研究中，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来华传教士的宗教使命这个基本点。或者说，学者们认识到这点，但在如何处理其宗教背景和学术贡献这二者的关系上，尚找不到一个有说服力的理论解释框架。
《卫三畏与美国汉学》对卫三畏在学术上的贡献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对于卫三畏在学术研究受其宗教教派立场的影响，作者也毫不回避。
作者认为，虽然卫三畏效力于美部会只有20多年，但卫三畏的“本色”始终伴随着他。卫三畏晚年在身体不佳的情况下坚持修订《中国总论》，他在说明这么做的动机时说：“一个念头刺激着我一生从事这一工作，它就是这样一种希望，传教事业能够发展。在这个事业的成功中蕴藏着中国作为一个民族的拯救，既在道德方面，也在政治方面。”顾钧认为：“在上述观点背后隐藏着的是一种典型的西方中心主义和西方优越论，正如赖德烈所指出的那样：‘卫三畏希望纠正19世纪以来西方人对于中国的轻蔑和无知，但他没有从一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中解放出来，他确信，虽然中国绝不是未开化的国家，但中国在文明程度上要落后于基督教国家……他生活在中国的年代，清王朝正在走向衰落，庞大的中华帝国已经被数量很小的英国军队所打败，并且处于内战中，当他将中国和工业革命后日益富强的西方世界进行比较时，他几乎不可能再有18世纪欧洲人看待康乾盛世时的那种敬畏和羡慕之情。’”
陈寅恪先生在《敦煌劫余录序》中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顾钧的《卫三畏与美国汉学》在“新材料”和“新问题”上都做得较为出色，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所突破：一是利用前人没有或没有充分利用的卫三畏家族档案（Samuel Wells Williams Family Papers）和其他英文资料；二是在全面占有资料的基础上进行全面的考察，力图把卫三畏以及整个早期美国汉学更为清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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