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文化语境中，中西两大文化之流冲突激荡，传统学术渐渐为现代学术所取代，学人们在体与用、旧学与新学、继承与借鉴、破坏与建构、求真与求用等错综复杂的矛盾与对立中艰难抉择，“中国古代文论”与其他许多现代人文社会学科一样，都是这种抉择的产物，它们的产生不是我们传统文化自身
合乎逻辑地展开，而是两种文化冲突的产物，明显地带有某种被动性，因此“先天地”包含着价值取向与逻辑上的悖谬与龃龉。
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不仅各种版本的“批评史”、“文论史”、“诗学史”大量涌现，一部比一部细密、丰富，而且各类文论家、文论著作、文论范畴的专题研究也层出不穷。可以说，二十多年来的古代文论研究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是以往任何时期难于比肩的。然而这只是表面现象而已，如果从学术研究参与当代文化建设以及与异质文化对话的有效性角度来看，则我们的古代文论研究一直处于一种困境之中：从前辈们借助西方现代文学观念、学科意识、研究方法来建构“中国古代文论”这门学科之日起，我们的研究就始终处于中国古代价值观念、运思方式、言说方式与西方现代思想之间的紧张关系之中，于是诸如“以西解中”、“以今释古”、“失语症”等问题相继而出。在检视我们那些辉煌的研究成果时，人们惊异地发现，原来我们不过是利用丰富无比的古代文论资料为西方学术做注脚而已。始终未能找到处理中国古代文论的“古典性”与西方文论的“现代性”之关系的恰当方式――若要继承传统，像古人那样思考、言说，则似乎缺少了“现代性”品格；而若要运用西方学术话语来整理古代文论话语，则又改变了研究对象――这就是我们的古代文论研究之困境的关键所在。党圣元的《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古代文论的现代遭际》（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正是对这种困境的反思并试图为之寻找解决之道的。该书见解深邃、涉及广泛，择其要言之，盖有三点：
第一，对学科史清醒的反思意识。该书把古代文论这门现代学科的产生理解为一个话语建构的过程，并将其置于西学东渐的文化语境中进行审视，清晰地勾勒出从中国传统的“诗文评”到现代文学观念之转换生成的逻辑轨迹：第一代古代文论研究者们接受了西方现代文学观念并用之于整理中国古代诗文评话语系统，在这种初步的中西“融合”中渐渐形成了现代文学批评范式，并进而完成了古代文论研究的学科化过程。作者敏锐地发现，在这一过程中暗含着一种“科学进化论”意识，正是这种意识使得研究者们把中西的共时性差异自觉不自觉地置换为古今的历时性差异。在现代文化语境中，中西两大文化之流冲突激荡，传统学术渐渐为现代学术所取代，学人们在体与用、旧学与新学、继承与借鉴、破坏与建构、求真与求用等错综复杂的矛盾与对立中艰难抉择，“中国古代文论”与其他许多现代人文社会学科一样，都是这种抉择的产物，它们的产生不是我们传统文化自身合乎逻辑地展开，而是两种文化冲突的产物，明显地带有某种被动性，因此“先天地”包含着价值取向与逻辑上的悖谬与龃龉。对于这种在学科形成过程中的复杂性，在党圣元的这部论著中有着深入而细微的剖析与评判，显示出一种反思的自觉与力度。例如论著对那种在“中国古代文论”学科形成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的、以“科学进化论”为理论支点的“进步观”的反思就极具启发性。其云：
以进化论为理论武器所形成的“进步观”理念，极大地催生了中国现代文学创作与研究中不断追求进步思想品格的确立，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社会影响与历史效应。以今人之眼光观之，其学理基础有二：其一，所谓的“进步观”实际上是在西学体系并参照西方的现代化模式，对中国传统文学思想进行的价值重估，因此其批评话语的预设中已经暗含了对于这一参照模式所具有的先进性的认同；其二，“进步观”之确立也深受二十世纪以来流行的矛盾论思维方式的影响，也就是将新与旧、传统与现代、进步与落后作为对立存在的二元，非此即彼。因此，其先在的西方中心主义和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固然可以使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理解传统文化，但是对于传统本身，可能是一种误解。
这一见解是深刻而独到的。
第二，敏锐的问题意识。人人都知道学术研究应该发现问题并予以解决，即所谓“有问题意识”，但是能够提出真正有学术价值的问题却是很难的事情。因为这要以对研究领域的深刻了解和理论的洞察力为前提。善于提出问题并给出富有启发性的答案正是这部论著的一大特色。例如“求是”与“致用”这两条古代文论话语建构的基本路向产生原因及其局限就是该书提出并进行深刻阐发的问题之一。为什么研究古代文论？是为了指导现实的文学创作，还是要追问真相？这个问题至今依然困扰着人们。论著通过对大量材料的分析，令人信服地揭示出古代文论学科在草创之初即主要遵循“求真”（求是）原则的理路。在此基础上，作者又进而提出一个更具有追问价值的问题：第一代古代文论研究者的这一“求真”理路的主要思想资源是什么？是否像某些论者自称的，是为了“继承改造中国传统朴学实证的治学手段”？论著将这一问题置于“五四”前后的具体文化语境中审视，在对大量第一手资料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是：“这门现代学科建构的主要动力，是来自西方现代科学主义精神，而非中国传统的朴学精神。”这一见解是合乎实际的。
第三，积极的探索精神。既然古代文论研究从该学科诞生之日起就处于困境之中，那么出路何在呢？“以古释古”显然不能解决问题，“以西解中”更是缘木求鱼。党圣元给出的思路是“视界融合”。我们知道，“视界融合”是德国哲学阐释学的代表人物伽达默尔的核心观念之一，“视界融合”的理论指出，恰当处理“过去”与“现在”之间的紧张关系，乃是使传统得以延续，或者使阐释行为获得有效性、合法性的关键所在。党圣元主张把这一观念用之于解决古代文论的学科困境，实际上是把它理解为解决中西文化冲突的基本策略。论著系统分析了“视界融合”的学理逻辑，并结合陈寅恪、钱锺书等人的批评理论与实践，论证了在中西文化碰撞中这一阐释学路向的有效性，进而提出具体操作方案：通过重建学术史语境、文学史语境、价值论语境而返回到文化原点，即“以‘视界融合’为前提，通过创造性的阐释，发掘传统文论的意涵，厘清其思维特征、基本范畴、形态乃至体系，同时通过必要的评估来彰显传统文论中所蕴含着的理论价值。‘转化’的重点应该放在传统文论范畴体系的体认和建构方面，同时尝试运用传统文论概念范畴进行思维以及运用与理论批评实践，以激活之，或曰活化之，从而使其真正融合到当代文论话语系统中来，如此也就实现了‘现代转化’的目的。”这无疑是富于启发性的主张。
党圣元的这部论著提出了许多很有意义的问题，并不限于古代文论范围，实际上是如何处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问题，也就是如何使中国传统文化获得现代意义的问题。因此可以说，这部著作的意义是绝不限于中国古代文论这一学科领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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