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比”是什么？只是英国的一个郡，德比有什么“大战”？据说起先是让两匹身长、体重相同的马比赛，后引申到足球领域，专指同城的两支足球队进行职业比赛。“德比战”之“大”在于，同城并不意味着是兄弟，反而是死敌，是星火四溅的比拼，历史恩怨的了结与再结新恨。简要而言，同城的两支队伍，要争夺共同的本地区球迷，吸引共同的本地区商业赞助，谁高谁低的背后，大有可以讲究的地方，不拼个你死我活如何可以在其他竞争中胜出？典型的同城德比战如意大利的米兰双雄，罗马城的罗马和拉其奥，伦敦城的阿森纳对切尔西。有时候，虽是同城但实力相差太远，“德比”味道就很难充足，如曼联对曼城，皇马对马竞，尤文图斯对都灵，等等，关注度要低得多。而有时，虽非同城，却刀枪俱出，场面火爆，“德比”味道甚浓，人们就扩而言之为“国家德比”，如巴萨对皇马就是公认的“西班牙国家德比”。阿根廷的博卡青年队在丰田杯赛上失利，河床队的球迷会上街庆祝，这是变了味的“德比”意识。
可以说，“德比大战”是足球游戏里的特殊看点，对局外人来说，它平添了很多媒体的热炒话题，增加了相应的门票和转播收入。是欧洲足球文化产生出来的奇花异果，它代表了某种有根源也没理由的争强好胜，它积累下很多让人玩味的体育话题。
就此而言，两个中国高手在世锦赛首轮相遇，称得上是“德比战”吗？即使在中国足球这个可怜的水平上，申花并非总是第一，国安“永远争第一”，却从来没有得过一个联赛冠军，莫非就因为两个城市的特殊地位，就能决定它们之间的比赛是“中国德比”吗？斯诺克里的颠峰对决大多是英国人之间的较量，乒乓球比赛里的冠亚军也通常都是中国人，把这种比赛称之为“德比战”实在牵强。“德比战”是水平相当、条件相近、地域相同者之间的比赛，其中还必须要带上亦真亦假、不无夸张的复仇因素。每次著名的“德比大战”之前，媒体都会找各种数据、言论来渲染“仇人相见，分外眼红”的气氛。
柏杨痛斥中国国民性里“窝里斗”的劣根性。“窝里斗”从形式上看是一种“德比”，本质上却有很大不同，“德比大战”是明着斗，恨不能把火点到十二分，把水煮到一百度，拼争是充满血性的，是一种有公平名义（哪怕是表面上的）、有裁判（当然可能是黑哨）的竞争。“窝里斗”通常是貌合神离者的斗争，构陷、中伤、阴损，是一种不讲规则（哪怕是表面上的）、没有裁判（即使是黑哨）的争斗。其实我们这里，少有“德比大战”的先决条件，东方文化本来就有自己化解问题的办法，不一定非要去“德比”。中超还是甲A的时候，如果一个省或市有两支球队，那么它们之间的比赛就会在联赛尽早时候就安排进行，以免末尾时在涉及到冠军归属、生死保级时，发生“同城兄弟”合谋“做”掉别人局面。今天虽然不刻意如此安排了，但要让他们恨起来，“无缘无故”地恨，也是不现实，缺少必要条件。它们之间的比赛也就称不上是什么“德比战”。
鲁迅先生一再强调，中国“国民性”里缺少竞争意识，没有复仇精神，凡遇劲敌，都愿用“精神胜利法”来安慰自己，直截了当的斗争却少得稀奇。当鲁迅听说广州街上有两家商铺公然作对，大斗“迷信”的时候，他没有急于去嘲笑“迷信”本身，而是对商家公然作对的“斗法”表示了赞赏，因为他们“迷信得认真，有魄力”（〈如此广州〉读后感》）。鲁迅在《野草》里写过复仇，“复仇”者恰是受难的耶酥，而另一种“战士”式的“复仇者”，是拔刀相见的英雄，“有他们俩裸着全身，捏着利刃，对立于广漠的旷野之上。”“他们俩将要拥抱，将要杀戮――”。然而，这样的“复仇者”和“复仇”场面鲁迅见不到，他见到的多是“窝里斗”（估且这么归类），所以他强调，“死于敌手的锋刃，不足悲苦，死于不知何来的暗器，却是悲苦。但最悲苦的是死于慈母误进的毒药，战友乱发的流弹，病菌的并无恶意的侵入，不是我自己制定的死刑。”（《杂感》）他总是强调看上去是同行者，事实上却暗下毒手者的可恨与可怕。“倘有同一营垒中人，化了装从背后给我一刀，则我对于他的憎恶和鄙视，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阿Q正传〉的成因》）他在致萧军等友人的信中，也反复强调这一观点，认为失败的战士最痛心的不是战场上的失败，而是失败后看到同一阵营中人的窃笑。鲁迅没用过“窝里斗”这个词，不过他的这些见解实在是这一“斗争”方式的最好注释，如果我们非要如此归结的话。
“德比大战”并不值得迷信，在欧洲，传统的“德比大战”背后，夹杂着宗教、政治、民族等复杂因素。今天的“德比大战”的渲染，又有着浓重的商业炒作、利益最大化的企图。但无论如何，“德比”是外人的复仇游戏，有很多可以剖析的内质，也有强烈的游戏色彩，动不动就在我们这里强调什么“德比大战”，以为这样就和国际接轨了，实在是生搬硬套、拾人牙慧之举，徒然为平淡事物添加不切实际的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