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重返北大的胡适
胡适一生，有众多的学生，可罗尔纲，算得上非常的一位。他在上海中国公学读书时，胡适为其校长；毕业之后，他又在胡适的家里呆
1995年时，三联书店出版了这册《师门辱教记》。不过名称依了胡适的更改，成了《师门五年记》；另外又加附了罗尔纲新写的《胡适琐记》，合在一起出版。《师门五年记》的许多内容，读来确实让人感动，许多场景让人感受到胡适“这样亲切的一幅师友切磋乐趣的图画”所言不虚。《胡适琐记》部分，内容涉及更为广泛，篇幅亦较大。由于罗尔纲与胡适长时间近距离接触，叙来也有极多精彩的地方，令人难忘。其中“从沪迁平”一节，读来就叫人对当时政治的高压和人情的浇薄唏嘘不已。
“从沪迁平”，是说1929年时，由于胡适连续发表了《人权与约法》，《知难行亦不易》，《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等批评国民党政权的文章，受到多方围攻。1930年5月，胡适被迫辞去了中国公学校长职务。当年冬天，胡适接受了北京大学文学院长，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负责人等职务，从上海迁去北平。罗尔纲所记，就是当时从上海往北平迁时的情景。从罗尔纲（罗当时就在胡适家工作，参与搬家并一同前往北平）记述看，当时的胡适真够狼狈的。虽然在走前半个月，胡适对其有巨大贡献的亚东图书馆，派人到胡家帮助装书、捆行李，忙碌不停；胡适一生又交游甚广，名声巨大，想来车站送行，一定盛况空前。不料，通过罗尔纲的笔下，见到的竟是这样一种情景：
“我跟胡适步入车站，走上月台。满以为胡适广交游，今天一定有不少亲朋到车站来送行。别的且不说，胡适夫妇与上海金融界巨子徐新六夫妇最相好，连两家孩子也彼此相好。胡适还有一个很好的朋友著名诗人徐志摩也在上海。亚东图书馆与胡适的关系更好得不用说了。半个多月来，汪原放同亚东图书馆的人到胡家帮助装书箱捆行李，忙碌不停。可是这些人，今天连影子都不见。为什么亲朋满上海的胡适今天却一个人都不来送行呢？”
这还不算，后面还有更奇异的一幕：
“胡适看着他两个儿子和胡适母上了车，正踏上车梯，我忽然听到对面月台上有人大叫胡校长。我和胡适都掉转头来，只见一个中国公学同学，边跑来边说：‘学生会派我来送行，请胡校长等一等，要照个相。’原来那位同学在车厢对面那边月台上远远地站着，等候胡适到来，见胡适要上车时才喊叫。他跑近了，匆匆把照相机对着胡适拍了照，就立刻飞快地跑出了月台。这时我才意识到今天是怎样一个场合！”
这时返过头去，才能理解罗尔纲文章上一段末尾的那句话：“人们认为特务会在车站狙击胡适，我这个书呆子却一点没有想到。”这种场面，实在可以让人看到政治的黑暗和人情的淡薄。正因为此，笔者对这段记述中描写的场景，记忆就十分深刻。
前不久，没买过多少大部头著作的笔者，咬咬牙，从外地邮购回八大册，一整套的《胡适日记全编》。这一方面是为了查阅方便，另方面还想从中窥探一些名人的心迹。半个月来，没有认真细致读，但八大册“全编”却大约翻过了一遍。见到有兴趣的地方折了角，准备以后与其他文章对读。恰巧，罗尔纲的这部书就在手边，有些情节翻翻日记对看，也能见出对一件事的两种见解。可不料读着读着，竟读出一些与罗尔纲记述全然不同的情景来。这叫人大感意外。例如上面引例罗尔纲所记的“从沪迁平”，由于时间标注得十分清楚――1930年11月28日，所以极易查出，一翻便到。当天的胡适日记全数如下：
“前夜理行事，五点始睡。昨夜四点始睡。今早七点起床，八点全家出发，九点后开车。到车站送别者，有梦旦、拔可、小芳、梦邹、原放、乃刚、新六夫妇、孟录、洪开……等几十人。在上海住了三年半（1927年5月17回国住此），今始北行。此三年半之中，我的生活自成一个片段，不算是草草过去的。此时离去，最舍不得此地的一些朋友，很有惜别之意。”
真个奇怪。罗尔纲明明说当天车站无人送行，相当清冷，并且还认为是特务可能狙击胡适所致，可胡适当时的日记却说：“有梦旦、拔可、小芳、梦邹、原放……等几十人。”罗尔纲所说未到车站的上海金融界巨子徐新六夫妇，正在胡适日记中送行人员的名单之中；其余亚东图书馆的汪梦邹、汪原放，商务印书馆的高梦旦等，也悉数在送行人群中。徐志摩名字没有列出，不知在不在“几十人”等的行列里，想来就算不在，也是因为他事所羁，断不会为怕“特务狙击”而不敢到场的。
此外，罗尔纲绘声绘色说的一个慌慌张张的中国公学同学，此时就算在场，也很难引起人们注意，他那被罗尔纲描写的“匆匆把照相机对着胡适拍了照，就立刻飞快跑出了月台”的样子，一定十分引人称奇，也许会被人误为“神经病”也未可知。可惜胡适日记里没有给他留下一笔。
有了这样强烈的反差，笔者不由得再往下比照对读了一段。这是到北平后的情形。罗尔纲的记述是这样的：
“我满以为北平情况总会比上海有些不同吧。……谁料车进了站，同样连半个影子都没有。只见胡适的堂弟胡成之跑上车来匆匆说：汽车已经雇好了。他把我们领到车站外汽车边，也立刻走开了。胡适新居在地安门米粮库四号，傅斯年住在米粮库一号。胡适到家洗了脸，就带领全家和我去傅家吃午饭。原来傅斯年已办好丰盛的午宴，正在家中恭迎胡适哩。”
对此胡适日记记得较简略，大致是：“十二点五分到北京，成之夫妇来接；车下遇见周寄梅，借车送我们到米粮库四号新寓。与成之到东安市场午餐，打电话告知孟和、莎菲等。晚上在傅孟真处吃饭，有罗莘田、王XX。颉刚来。毛子水来。”
看来，胡适到北平，也许因为当时车行时间等问题，并没有通知他的熟朋友。到了之后，他才打电话一一告之。从细节看，罗尔纲说：胡适堂弟把胡适等领到车站外汽车边后，也立刻走开了。想来意在将在上海那种他烘托的紧张气氛带到北平。可胡适日记却说：“与成之到东安市场午餐。”可见胡成之并没有“立刻走开”。因为当时车到时已是12时多，随即去午餐，才顺理成章。罗尔纲说：胡适到家洗了脸，就带领全家和我去傅家吃午饭。而胡适却记着：“晚上在傅孟真处吃饭……”据其他资料，傅斯年曾经到车站去接胡适。由于当时路程远，时间不准，久等不得而返。由此可见，从大的情节到细节，胡适日记与罗尔纲的记述，有相当明显的差异。
罗尔纲《胡适琐记》的内容，三联书店在书的封底介绍：“完成于九十年代”，完成时间距离当时的情况发生，最少已有六十年了。要说真实情景，当然还得信赖胡适日记。因为那些毕竟是当时所记，不至于有太大的误差才是。不过，罗尔纲的记述，离实际情况，也着实相差太远了一点――将“几十个人”都记述没了，还多出来仓促的中国公学学生赶来照相的一幕。这就不仅仅是细节的记忆误差，而成了整个场景的重造。严重一点说――臆造――加附有情节生动的想象。
从学术著述及其他文章看去，罗尔纲是一位相当严谨的历史学家。在胡适门下，他学到最基本做学问的态度，就是“不苟且”，也就是古人所谓“执事敬”。他平素做学问的态度，在《师门五年记》中，体现得再明白没有了。可在这节追忆里，他对自己亲历的事件，竟然出现了这么大的误差，真令人不可思议。可想来，罗尔纲当然不会是有意如此。究竟是年代久远，事件叠摞等因素影响，还是其他，不得而知。可是，《胡适琐记》是放在《师门五年记》中一同出版的，胡适对前书的好评，难保不被人们认作是对两书的并称。这样一来，这些有很明显问题的追忆，就极易被看成可靠史料，为人们关注，甚至引用，形成对于某些问题的看法，就如笔者最早读到罗尔纲这节文字时形成的印象。那实在会造成难以想象的不良后果。
《胡适琐记》的其他部分，笔者还没有与胡适日记或书信进行对读，但愿不要再出现这样大的误差，否则，这些内容就大大令人可疑了。先前有人认为，从材料可靠角度看，时间距离近的回忆胜于远的；书信因有文字落纸，又胜于回忆；日记因其当时、私密，更胜书信。从这次对照的情况看，还不是牵涉私密，仅是事情本身的有无，都得靠当时日记来证明，日记作用之大，恐怕莫过于此。也幸亏，胡适这段时间，记了日记。（胡适日记，有人曾宣传其全，其实通过这次阅读，才知所缺甚多。非常可惜）倘没有胡适的记录，罗尔纲的这节臆造的场景，便会成为信史，为人们关注和信赖，这才是大大严重的有害后果。谢天谢地，这种结果总算可以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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