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时候，很多领域的年度事件往往在年初就已经被认定了。当出版界盘点2008年时不无遗憾地指出没多少超级畅销书的时候，张爱玲的《小团圆》4月在内地出版，接着就是如高山流水，横扫千军，按照书评人黄集伟的说法：“《小随着张爱玲其他未刊作品的出版，相信索隐及反索隐还将继续。另一个始终没有降温过的“被索隐”的靶子是《红楼梦》，十年砍柴在《闲话水浒》之后，今年又出了一本《闲话红楼》，副标题是“大观园的后门通梁山”，显然，作者走的还是用政治实践解读的路子。当然，《红楼梦》中的政治斗争一点也不少，而且，红楼人在政治、职场、风月争斗中对于人性精微之处的把握，明显比《水浒传》里那些大口喝酒、大块吃肉的绿林好汉要强得多。就像作者在后记中所说的：“我们关注大观园，我们更关注大观园以外的世界。”他在分析红楼人的各种斗争时，照例引入了历史与现实中的真实事件来具体说明。这也是目前解读经典名著的热门方法，读书当然不能忽略了窗外事，可是，如果每次阅读都要条件反射式地从家国身世一直联想到职场斗争，阅读的乐趣可能多多少少要被削弱了。
朱乃诚的《中华龙――起源和形成》（三联书店2009年4月第一版），阐述的是神话传说中的动物――龙，除了文献记载之外，龙的早期形象及原型更多地要依赖于考古发现。在神话研究中，关于龙的起源可能是最热闹的话题了，对其原型就至少有十余种说法。作者在本书中通过对考古发掘中龙的形象的分析，否定了目前盛行的红山文化“玉猪龙”的说法，提出龙的原型是鳄鱼。这虽然不是新说，但是与神话学家、文化人类学家的研究方法不同，作者完全限定在考古材料的分析上，几乎没有引用传世文献的记载。这当然是作者刻意为之，因为一旦牵涉到文献记载，必然歧义分出。不过，在考古实物的基础上研究神话，还是要经过从物质到观念的跨越，未必就没有歧义。单单说考古实物上所谓龙的形象究竟像什么动物，恐怕就难于统一。已故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对于神话就很有研究，不过，他认为研究神话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是志同道合的人多，可以互相切磋琢磨；坏处是写起来战战兢兢，牵涉不少人的‘本行’，挑错的人就多。”作者认为中华龙文化的起源在商之前，但是在商之前“执玉帛者万国”，这些分布在各处的小国又是如何将龙文化的意识统一起来的？相信对此有研究且志同而道不合的人一定不会少。
不仅仅是神话，只要是关乎夏商周三代的历史、思想、文化等的研究，一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麻烦。首先是传世文献材料的缺乏，其次就是出土文献不断被发现，还有就是西方学界的研究方法不断被引进，方法和材料都在不断更新，不少原本已被坐实的定论也会被推翻。《战争与国家形成：春秋战国与近代早期欧洲之比较》（［美］许田波著，徐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4月第一版）就是一本运用国际政治学方法进行历史比较研究的著作。我们一直熟知的是，秦灭六国，结束了数百年春秋战国时期的分裂状态，建立了专制的中央集权帝国；与这种统一形成对比的是，欧洲中世纪以来一直保持着分裂且互相制衡的状态，并发育出公民社会与宪政结构。作者许田波认为，能够很好地解释西方近代国家、社会形成的国际政治关系中的制衡逻辑，在解释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却是失效的，在遥远而古老的东方，真正占上风的支配逻辑，也就是说，称霸而不是和平共处才是当时的主旋律。当然，欧洲人也不那么清白，充斥在《战国策》中的各种尔虞我诈的阴谋诡计，欧洲中世纪的那些君主、贵族一点也没少用，大家是半斤八两。只是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为了生存，采取的是增强行政能力来动员战争物资的“自强型改革”，而西欧各国采用的是依靠贸易等中间资源来动员战争资源的“自弱型改革”，两者从此分道扬镳，走上各自的发展道路。也许是有点遗憾吧，作者觉得如果不是改革模式的差别，自由民主之根未必就是西方世界所独有的。不过联想到韦伯关于社会精神气质对政治体制的影响，我们也许会想到另一个说法：中国古人一直念兹在兹的是天下意识，而不是国家意识。对过往历史的解释，我们似乎永远在西方中心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纠结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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