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五四”的话题，“动手动脚找材料”，以图寻访“五四”的历史现场，固然大有裨益。然而在我看来，搞清楚自己的脚踏在何处、说明白自己的手欲指向哪里，却更为关键。几乎所有关于“五四”的争议，与其说是直接关乎“五四”本身，毋宁恕我直言，都事实上是“五四观”的分歧。“五四”不是问题，怎么看“五四”才是问题。这里，也许用得上柄谷行人的语气，“五四”与“五四观”是一种“颠倒”的典型：是先有了不同的“五四观”，才有了各各不一样的“五四”；是对于“五四”的阐释权、定义权的争夺，成就了“五四”无与伦比的象征意义。
正像“五四”是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箭靶”一样，我以为，毛泽东是“五四”阅读史上最重要的读者――甚至都不需要“政治正确”地加上个“之一”，因为，1940年前后，以《新民主主义论》等论著为标志所完成的中国革命的“五四观”，极大地提升了“五四”的起源性地位，赋予了“五四”象征性内涵的最大值。从此，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赞成还是反对，射向“五四”的箭越来越多，而且都是“意在”于此“五四观”，区别只是，有的直接，有的“折射”而已。
毋庸置疑或讳言，至少在中国内地，革命的“五四观”也最终成为有关“五四”的最重大铭刻方式；同样毋庸讳言或置疑，“五四”之所以是20世纪中国最革命性的时间/意识形态坐标之一，是与这一历史书写的胜利特别是执政党的权力地位密切相关的。
然而，还有起码两点也不该也不能忽略：中国革命的“五四观”为什么获得了文化领导权？其一，因为它对于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国情的再现能力，对于中国既要进入现代世界又要与西方列强抗争的结构位置和双重使命的主体意识，以及通过将“五四”视作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而获得的能动力量。事实上，这样一种对于“现代性”的复杂态度，其理论逻辑的力度和深度上的优势，近些年来，已经被不仅一位学者所指出。在此，我要补充或强调的倒是――其二，这种复杂的认识，在今天，是否特别地符合我们作为中国人清醒乃至无奈的身体感？――如果你在经历了比如“2008”的太多事之后，还愿意平心而论的话。
当然，我的身体感还告诉我，以上所说的并不意味着，像兴盛于1980年代的“启蒙主义”“现代化论”的“五四观”之类，就没有什么真理性。事实上，以“启蒙压倒救亡”为表征的历史叙述，恰恰揭示了一个迄今依然有效的事实：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农业人口占多数的大国来说，进入“现代”和“世界”既是不二的自然选择，也必然是百折千回的艰难历程，就此而言，实在应该以“现代”这个更具统摄力的概念、这个多副面孔的幽灵，来整合“救亡/革命”和“启蒙/理性化”，而不是像此前所做的那样以“革命”或“斗争”为纲。
更准确地说，在中国走向“现代”和“世界”的进路上，“革命”或曰“抗争”，同“建设”与“发展”一样，是必要也必然的方式方法，而不是目的，就像“建设”或“发展”也不能自成目的一样；同样，“世界革命”的理想，在这个意义上，也应该是“建设”以及“抗争”的“现代”的逻辑结果，如同马克思当年所指出的那样。所以，我们既不能在将1980年代的“五四观”指认为“现代化论”的意识形态之后就鸣金收兵，而不去追问：它在当年以至今天的“人心”之中所以弥漫的理由。在这方面，我们知识人的教训不可谓不多不深重。
同时我要强调的是，我们更不能无视革命的“五四观”的理论力量与身体力量。我们今天要的不是非此即彼、或左或右，我们要做的是，在这二者之间，更是在我们自己的心间，进行深切的对话与驳难，从而以更复杂而忧患的现代性态度、精神及意志去返观历史，面对当下真实而繁难的“中国问题”，同时也是“世界问题”。
――也许，这正是90年前的“五四”所期望、所承诺的，因为，“起源即目标”，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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