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10月30日，随着东海岸的流行病逐步减弱到可控制的程度，比格斯组织了一个由优秀科学家组成的流感委员会。比格斯有着傲人的过去――曾令纽约市立卫生局在全世界独占鳌头，但是他对坦慕尼协会的所谓政治饱感厌恶，于是离开纽约去当了州公共卫生委员。他的委员会内还有科尔、帕克、刘易斯、罗西瑙及流行病学家和病理学家。当时韦尔奇尚在大西洋城疗养，依然虚弱而无法出席。比格斯在第一次会议开幕时的讲话呼应了沃恩：“这件事情的重要性高于一切……而我们却对此无能为力。”但与沃恩不同的是，比格斯表现出的是愤懑，宣称他们的失败“反映了公共卫生管理工作及医学科学所存在的问题，正是这些问题导致我们落到今天这步田地。”他们眼看着大流感肆虐了数月，而公共卫生官员和科学家却毫无防范措施。“我们必须获取目前为止或自兹日起六个月内能得到的所有科学资料，不能坐以待毙。”
他下定决心要提出这个问题并且解决它。
但这并非易事。甚至在第一次会议时，他们就遇到了问题。他们对这种疾病近乎一无所知。他们甚至对疾病本质都无法达成共识。疾病的病理学机制是一团乱麻，症状也同样令人不解。
事已至此，科尔仍然还在揣度这种疾病到底是不是流感：“所有见过初期阶段病例的人都认为我们正在应对一种新疾病……流感是什么？如何作出诊断？这就是我们面对的棘手难题……我们已经仔细检查过这次流行的所有历史病历，仍然难以辨别哪些是流感――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东西。”
一名海军的科学家观察到，“在某些地方这种疾病的症状与鼠疫有相似之处”。
哈佛的一名研究人员则反驳了他们的观察结果：“这就是同一种古老的疾病，而且特性毫无变化。”
但它确实变了，一直在变，从患者能很快康复的温和型流感的病例变成了症状奇异的病例，那些症状从未在流感中出现过；从急性病毒性肺炎或成人呼吸窘迫综合征变成了继发性感染造成的细菌性肺炎。所有这些情况一直在出现。科尔在霍普金斯的导师巴克记录道：“不同地区的肺炎标本差别很大。德文斯的标本与巴尔的摩的全然不同，与其他几个军营的也不相同。不同地点的病理损伤差异很大。”
他们对疾病未能达成共识，便开始转而讨论可能的病原体。他们还是没有取得一致的看法，甚至连个推测性的结论都没有。研究者们已经发现菲佛的流感杆菌，这点没错，但科尔报告说，埃弗里发现洛克菲勒研究所内30%的健康人身上都有流感嗜血杆菌。这说明不了什么。由于流感流行，这种细菌现在随处可见，而在非疫情流行时期出现才算异常。此外，如他们所知，许多健康人的口中也会携带肺炎双球菌，但他们不会患上肺炎。在流感患者的肺内他们也发现了肺炎球菌、链球菌、葡萄球菌以及其他病原菌。帕克曾就滤过性病毒引发疾病的可能性提出疑问。罗西瑙正在进行实验以解答这个问题。
他们知之甚少，非常之少。他们所知的只是隔离会有效果。纽约州立女子培训学校就把自己隔离了起来，人们送来的日常用品也要求放在外面。校内无人发病。纽约州北部的楚顿疗养院有类似的规定，也无人发病。横跨大陆，旧金山某岛上的一个海军基地强制执行了严格隔离，那里无人发病。所有这些都证明瘴气学说――至少他们中没有人相信――不能解释这场疾病。
但他们最后还是达成了共识。在采用何种方法、需要完成什么工作上取得了一致。只在这点上――事实上是在他们对此病多么无知这点上――达成了一致。
他们打算沿两条路线进行：一是探究疾病的流行病学，二是在实验室里追踪线索。两条战线上的第一个任务都是要拨开扑面而来的数据迷雾。
他们设计了精确的流行病学调查：将公共卫生措施和死亡率进行关联分析；在选定区域内进行缜密详尽的研究，比如隔绝出小块地区，便于他们了解每个流感患者发病前72小时的情况，记录患者和未患病者详细的个人历史纪录；寻找与其他疾病、早期流感侵袭及饮食之间的关联。
这些流行病学研究将取得一个额外收获，它将刺激和转化医学的另一个新兴领域。1918年11月，美国公共卫生协会创办了一个流感大流行统计学研究委员会，主要由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资助。一名委员会成员称这是“一个展现统计学（尤其是人口统计学）及其方法学能为预防医学做些什么的良机”，他的一位同行则认为它“也许是证明概率论和随机抽样法可行的证据”。1919年1月，海陆两军的公共卫生部部长及国家公共卫生部部长也同人口调查局合作，组建了一个流感委员会，该委员会后来成为固定的统计机构。而与此同时，一位出席了比格斯小组第一次会议的流行病学家说：“我认识到这个问题最终将在实验室里得以解决。”
戈加斯曾有一个目标：使这次战争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场士兵阵亡人数大于病亡人数的战争。即便这次战争中每67名士兵中就有一人死于流感，即便他的上级在很大程度上无视他的建议，他离成功也仅是一步之遥――将海军阵亡人数及因流感而病亡的人数统计到总数中后，病亡人数还是超过了阵亡人数。
戈加斯击退了大部分疾病。在疟疾击垮了几万名法国人、英国人和意大利人的时候，美国士兵几乎完全避开了它的侵袭。
现在，有200万人正在从欧洲返回的归途中。在其他战争之后，甚至在19世纪末期，归国的军队会将疾病携带回来。克里米亚战争之后，英国、法国和俄国军队曾经传播过霍乱；南北战争之后美国军队散播过伤寒、痢疾和天花；普鲁士人从普法战争中将天花带回了国；美国人从美西战争的战场返回时携带了伤寒。
戈加斯最终的举措之一就是制定行动计划以避免这次重蹈覆辙。在士兵们登船回家前实行七天的隔离，并在上船前进行除虱。这样士兵们才不会携带疾病回国。
与此同时，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科学调查正在成形。比格斯的委员会又会谈了三次。截至最后一次会议，每个成员也为其他委员会工作。美国医学会、美国公共卫生协会、陆军、海军、公共卫生部、红十字会及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在那些已经进行的研究之外都发起了重大研究，每一项的设计都是让它们彼此互补，而不要交叠。在每个医学专业的每次会议上，在每个公共卫生组织中，在医学期刊的每一期上，流感都主导着议程。欧洲也是如此。
美国所有的大实验室继续聚焦于该疾病。费城的刘易斯仍关注着它，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研究者也一样。波士顿的罗西瑙领导着一群哈佛研究者。芝加哥大学的赫克通和凯斯坚持对它进行研究。明尼苏达州的梅约医疗中心的罗斯诺也在研究着。陆军肺炎委员会的每个成员回到民用研究之后，仍继续研究流感。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为大学里的科学家提供资金，而且还资助着纽约市和联邦政府，为帕克和威廉斯在纽约实验室进行的研究以及麦科伊在公共卫生部卫生学实验室进行的研究提供基金。
陆军也“尽其所能去收集……能体现当前大流感所造成的肺部损伤的标本”，不仅从军营、也从平民资源进行搜集。这些标本无与伦比的重要性将在3/4个世纪之后见分晓――陶本伯格（JefferyTaubenberger）将从其中提取出1918年的流感病毒，并且成功测出其基因组序列。
在洛克菲勒研究所，科尔投入“所有人力”去攻克它。他让玛莎・沃尔斯坦也加入其中。当布莱克上校（曾经是陆军肺炎委员会的成员）在圣诞节造访他在研究所的老同事时，他发现每个人都“为了研究流感全力以赴，用猴子和一切可用之物做着实验”。一周后，他离开陆军回到了洛克菲勒，说道：“如果某天我们可以摆脱并且就此解决流感这码事，我一定会非常高兴，这样我就能换其他事情做了。这六个月来，我的日常工作和起居好像完全都和肺炎及流感扯在了一起，其他什么事情都没有做。”不久后，他就被流感完全缠住了。
慢慢地，经过几个月的时间，一个知识体系开始形成。研究者们开始深入了解这场曾在全球咆哮并且仍在继续郁积能量的大爆发。
但是，有关疾病的几乎所有其他问题依然未能得到解决，甚至疾病病菌学说与其他病因学说的相互影响也还在争论之中。直到1926年，一位有名望的流行病学家还在为瘴气学说的一个版本争论不休，认为有“一种相互关系存在于……流感和气压的周期变化之间”。
在实验室中，迷雾依然浓厚，病原体还是未知。各地都不断地投入大量资源到这项研究中。澳大利亚的伯内特经历这场大流感的时候还是个十几岁的少年，流感在他脑中烙下了深深的印记。正如他在获得诺贝尔奖之后所说的：“像其他许多对细菌学和传染病感兴趣的人一样，对我来说，医学上这些年来悬而未决的最大问题就是……流感。”可是，所有这些工作都没能穿破迷雾。
问题并不在于线索的匮乏，而在于如何将那些为数不多的具有正确导向的线索从所有误导的线索中区分出来。这不是腺鼠疫。腺鼠疫的病原菌是最容易发现的病原体之一，它会在腹股沟淋巴结处大量滋生。而这只是流感。
流感的第二波曾突然在全世界爆发，有成千上万的科学家曾挑战过这个问题。在德国和法国，在英国和意大利，在澳大利亚和巴西，在日本和中国，他们想要将之解决。但随着1919年过去，1920年接踵而至，随着疾病向温和漂变，这几千个人一个一个开始退出。他们发现这个问题太复杂，难以概念化――也就是说，难以找出方法来解决它，或者没有足够的技术去解决它，又或者它同他们旧有的兴趣或知识基础相去甚远。在许多世界最优秀的研究者作出两年超乎寻常――并且孜孜不倦――的努力之后，1920年，韦尔奇心灰意冷地预言道：“我想这场流行病很可能已经过去，而我们对这种疾病的控制并不比1889年疾病流行时的人们熟练多少。这是个耻辱，却是事实。”
（本文摘自《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诗》，约翰・M・巴里著，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8年12月第一版，定价：49.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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