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真像汉宝德在《给青年建筑师的信》（汉宝德著，三联书店2009年4月第一版）中所说，“建筑史是有证据的历史，因此比文字
1980年前中国社会集聚了太多居住需求，1980年后，渐次在国家和个人层面集中释放，这段历史，以往少见系统梳理。薛求理本人是建筑师，也在国内承担过一些项目的设计。《建造革命》一书偏重史实，从观念、城市和建筑师三个维度考察建筑层面中国社会的变化，其中不乏对现状的反思与质疑。
回到我感兴趣的角度来说，建筑如何反映人类思维？如何反映与政治的关系？“建筑的民族形式，或更恰当地说是国家形式，是以建造形式体现出来的民族主义。”这是建国后第一阶段的样式――铺天盖地的坡屋顶，“民族形式”。而后，来自苏联的影响，使得20世纪50年代的“十大建筑”成为中国风格与苏联风格的折中，这种“宏伟风格”“具有民族优越感”。如今，北京以鸟巢、水立方、国家大剧院、CCTV新楼等一系列建筑，体现了作者所说的野心：“设计者摸透了北京当局的心理，就是要超过上海和其他亚洲城市，就是要建一幢惊人的建筑。”
20余年来，各种思潮在中国大工地上碰撞，背后是不同文化思维与利益诉求的交织。但，即便在新建筑改变北京的天际线之前，在梁陈方案被否决、北京城墙永逝之前，甚至在没有独立的建筑思想以前，北京的建筑和城市规划也完整体现了政治布局与世俗想法。从薛求理的书中看到北京城近年的变化后，再翻开《北京城的生命印记》，摸索一把旧日的痕迹。从元大都城到明清北京城，这座城市维持着稳定而庄重的形象，仪式繁复，壁垒森严。侯仁之是建国前夕归国的历史地理学者，亦曾从梁思成工作，在北京城的起源与城址选择、水源开辟、城市格局与规划方面写有大量文章，对于如何古为今用有自己的看法。真正的对现实的理解，必基于对变化的把握――两书相较，北京城历史规划中体现的格制、仪式感，对整体性的服从，与今日北京何其不同。形式之中，蕴藏了深厚的内容，与人的生活状态无法割裂。
但形式上的突进，总是快于内涵的接受。在包括北京在内的中国城市迈向“通属城市”的进程中，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建筑理念迅速占领中国，文化背景与历史演进突然成了一片真空。汉宝德书中有一章提及，建筑是多面向的，早期的现代主义大师深怀悲天悯人思想，以解决工农大众居住问题为职态。格罗皮乌斯所秉持的信念并不是现代建筑形式的公式或理论的教条，而是“合理的精神与仁慈的胸怀”。弗兰克・莱特把建筑视为民主社会的缔造工具，也是因为他相信“真正的民主社会，人人都要住在融于自然的环境中，使自己的个性受到最少的制约”。
汉宝德的书虽然题为写给青年建筑师，但其中多谈论美感、历史、流派，是一本很好的建筑欣赏入门书。他提醒青年建筑师“要有爱心”，因为建筑是永久而公开的展示，其效果比美术馆中的艺术要大得多，因而建筑师负有教化的责任。我在此另加一句，建筑是主动的出击者，除非你特意前往某地瞻仰某座建筑，否则你日日处于建筑之中，是被其驯化的美感动物。更何况建筑涉及空间与安全，不做环境的考虑，不为生活的便利、诗意，建筑便为私利所奴。汉宝德的警醒，薛求理的担忧，侯仁之的考量，因而深有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