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校校庆，号召捐书，我乐得翻检旧书囊，不期挖掘出两本很很很老的书。《错案》和《折狱龟鉴》，前者是法律出版社1984年出的，第一版印了9万2，三年后加印1万，定价一块六，我一块钱买的。后者版本太糟糕，不说也罢。老实说，两本书从外观上看都不可爱，几乎没有设计，小32开，一副遭人唾弃的穷酸样。我纯属无聊，
《错案》是法国一位资深律师勒内・弗洛里奥写的，结合案例分析司法中导致错案的各种原因：被告的不佳表现、证人的欺骗、鉴定错误、法官错误裁判等。《折狱龟鉴》是宋代郑克编的，收录了395个案例，分作“议罪”、“察盗”等八卷。没想到，两本书交错着读，倒能读出很多意趣来，一如豆腐与花生同嚼，有火腿之味。
两本书一个成于上世纪后半叶的法国，一个在古代中国，但言及法律，竟能相通。可见判案无论古今中外，都不外乎侦查破案、法庭审讯、司法鉴定、人证物证、定罪量刑、辨诬雪冤等问题。遇到的问题也是一样的：刑讯逼供、伪证、死因和死亡时间的认定……
有趣的是，古今中外法律的基本原则几乎是一样的：正义、公平、发现事实真相。《错案》反复强调的不过几条基本原则和基本规律：在刑事方面没有不加明文规定的刑罚（意思是，凡事没有明文禁止的，就都是许可的）；越是限时破案、限时审判的案例越容易错判；刑侦要基于对人性深刻而实事求是的洞察等。《折狱龟鉴》也说“察狱之术有三：曰色、曰辞、曰情”，这个“情”不是儒家那样理想化的人性和人情，而是真实、客观的人性，如分析官吏造成冤狱的原因多为“应命”“逃责”“希赏”三类，并专门有“鞠情”一部分。《错案》自始至终最强调的一点，是“怀疑应对被告有利”，即现在广为人知的无罪推定，并直言“让一个罪犯获释，比惩罚了一个无辜者要强百倍”。而《折狱龟鉴》特意以“释冤”为第一、二卷，第三卷“辨诬”，其用意也是“人之负冤，多因疑似”，所以“释冤”“辨诬”才是法律第一要义，“核奸”“察贼”倒在其次。“君子所贵者，不在核奸而在释冤也”，几次申明“《舜典》钦恤之义”、“《易》曰，君子以议狱缓死”，用意一也。
最令人动容的，是两本书都透露出的那种专业的法律立场和职业精神。《错案》中例举了一些案例，比如著名的德雷弗斯事件，以及二战后对叛国者的审判，其实都远远超过了法律范畴，成为政治事件或社会事件。但勒内坚持就事论事，从行文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他的叙述和议论都有非常严格的自律和自制，绝不越出自己的专业领域胡乱说话。德雷弗斯事件，只说字迹鉴定的不可靠、以及伪证，绝不讨论反犹问题；叛国罪，只讨论量刑公正，不论及民族感情和历史恩仇。我想，在种族和战争问题上，勒内未必没有自己的看法，但他清楚自己的领域和边界，这是一个专业人士的骄傲和自持。
我一贯认为中国文化基因中缺乏专业界限和职业精神，只要当了官，就变得什么都知道了，什么领域都敢说话，什么事都敢管，完全没有“界限”概念。此论庶几是有道理的。但是从《折狱龟鉴》中也可以发现问题还有另外的一面。
武则天朝，有人告驸马谋反，证据是驸马杀妾，由御史奉命查办。武皇帝对刑事案件不感兴趣，要的是谋反证据。御史却坚持在刑侦层面上论事，惹得皇上大怒。御史昂然对曰：“陛下委臣推事，必须实状。若顺旨妄族平人，岂法官所守？”还是这个武则天，要杀一个被诬陷的僧人，监察御史说：“法与天下画一，岂使臣杀无辜以希圣旨哉？”唐德宗时，一桩抢劫案惊动了圣上，御史汇报情况时，皇上几次呵斥“滚出去”、“现在就滚”，御史站直了，说“臣以御史按狱，知冤不得尽辞，是无容复见陛下”。说中国古代“中央集权”，圣旨比天大，其实不尽然，凛然的“法官所守”，就是要在强大的皇权面前、从政治权争中，为法律争取“专业领域”和独立空间。法律的专业领域有排斥行政干预和政治干涉内在力量，而这种拒斥，还多少有理论依据，即所谓“以御史按狱”，中国古代不是没有分权，只是分得太不均衡。
一中一法，正好从两个侧面凸显了法令的“独立”，一方面，是“我的地盘我做主”，外面再大的权力也不能染指。另一方面，是“非我领域不胡说”，不越界、不包打天下。如此专业和职业界限分明了，责权分明，分权独立，方可谓规与矩。当然，也不能过于美化中国古代的司法，从全书近400个案例来看，政治斗争、行政权赤裸裸决定司法决定的案例，至少和抗颜争取司法独立的一样多。而且，抗颜的事情几乎都集中在唐朝，而《折狱龟鉴》案例的时间跨度是从三国到宋。
当然，两书体现的法律观念也有些明显的不同。其一，是对于人情的态度。《折狱龟鉴》显然很考虑“人情”和“民愤大小”的因素，专门有“宥过”一卷，体现对“道德表现良好”的罪犯的宽大为怀，也有对民愤极大的案件从重处罚的例子。而《错案》则认为，舆论或许表达了公众意愿，但仍然是对法律的伤害，审判官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顺从人情和舆论。“在发表看法前不与任何人联系，不凭怨恨或恶意，也不凭敬畏或温情，只根据罪行和辩护的理由，凭着良心和来自内心的想法，以正直、自由的人所应有的公允和坚定来判决。”
其二，同样是“释冤”，《错案》行文很谨慎，不枝不蔓，论事不论人，对那些做出错误判断的法官、给出错误信息导致错案的证人、法医、鉴定人等，都表示了极大的理解、尊重和敬意。全书侧重的是，人都可能犯错误，永远都会有错案，重要的是要找出原因，以后尽量避免就好了。而在《折狱龟鉴》里，一个案件释冤之后，当事人昭雪平反往往倒在其次，重点总是判错案的官员被降职或罢黜，判案正确的官员不是升官，就是获得民众拥戴。逻辑是，既然为官一方，就不应该犯错，以致冤屈了自己的子民。
其三，还是“释冤”的问题，《错案》强调那些在错案中（如轰动一时的“里昂信使案”）被误杀误判的人，即使获得再多的赔偿也无可厚非。书中还详细分析了巨额赔偿的合理性：除了经济损失，赔偿还包括当事人本来可能的人生发展、精神痛苦的“价值”、美容损失（无论已婚妇女还是男人）、娱乐功能的损失（对于当代人来说，失去体育和娱乐的快乐就是最重要的损失）等。而《折狱龟鉴》透露出的信息是：一个人但凡惹上了官司，总有自己行为不检点之处，或多或少受点苦头也是应该的，最后案情结了，释放了事。这点不同从一个小细节可以看出，在《错案》一书中，阐释无罪推定原则的地方，翻译用的却是现在已经废弃的“嫌疑犯”一词，仅仅因“嫌疑”而成为“犯人”，这本身就违背无罪推定原则。记住，这是一本1984年翻译出版的书。被害人即使完全是“无妄之灾”，那么遇到好官给你昭雪，也是你命好，你当感恩戴德，再不可怨天尤人。
值得注意的是，古代其实也有类似于今天“司法赔偿”的“补偿”。真相大白后，“坏人”一方的钱财，一部分充公，一部分就可能赏给被害人。也有时候，判案官会自行“优恤被枉之家”。但这个“优恤”没有定制，完全取决于涉案金额大小和判案官员的意志，财政上怎么走账，书中也没有交代。
另一个好玩的，是看“老书”独有的趣味：处处能碰到历史的痕迹。《错案》前面有“译者的话”，特别交代“必须指出，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律师，作者的观点未能超越资产阶级法学的局限。相信广大读者对此是会鉴别的”。《折狱龟鉴》是1993年的版本，序言申明该书“摆脱不掉封建时代的束缚而带有明显的时代烙印，其历史局限性是不言而喻的。这就需要我们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批判地继承文化遗产……”讨论“时代烙印”的“时代烙印”，是不是很有趣？
从老书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历史的进步。《折狱龟鉴》里还正经八百有以算卦、“天打雷劈”等现象来破案的，可见今日法律之科学进步。在有DNA亲子鉴定之前，《错案》时的法国法律规定，除非丈夫能够证明他那段时间没有与妻子同居（比如远行在外），否则，凡是婚姻续存期间受孕的孩子，其父亲就是丈夫，换言之，丈夫即使明知妻子外遇受孕也没办法。而《折狱龟鉴》提供了两个亲子鉴定方法：一是老来所得之子，怕冷，而且“日中无影”，有疑问的可让小孩子站在太阳下，没有影子的，就是老父亲的亲生子。第二种办法，是活人的血滴在死人的骨骸上，直系亲属的血渗进去，有过性关系的血渗一半，外人的血流走。看看，这些都算什么！
我对法律几乎一无所知，也少兴趣。印象中，也很少有法律类的畅销书。法律形诸文字，似乎只停留在“专业书籍”和“小报噱头”两个极端，不是那些望而生畏的名词术语，就是“凶杀”“喋血”“情变”之流。但无意中翻看的两本书里，委实都可爱得紧。在西方的分权理论中，与法律相关的独占三分之二，想来法律是国家大事。掩卷不免祈盼，出版界何不再贡献些法律类好玩的书，既启民智，也不愁畅销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