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迎接建国60周年征集的重点作品，《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09年第6期，以头条位置隆重推出部队作家、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党益民的报告文学力作《守望天山――一个老兵24年的感恩故事》：30多年前，为了响应毛主席“搞活天山”的号召，陈俊贵随部队秘密集结新疆，开始修筑著名的独库公路。在大雪封山弹尽粮绝的情
读书报：陈俊贵出于对牺牲战友的感情，自愿地放弃了安逸的生活，在天山为烈士守墓，一守就是24年。他的事迹虽然让人感动，但是看完之后，很多人都会想到值与不值的问题。为了怀念与感恩，他把自己、妻子以及孩子们的青春全部葬送在那里；而且他守墓24年，并没有创作出更多的价值。您认为值么？值得提倡么？
党益民：我认为值。这个社会总得有人坚守。坚守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坚守信念，坚守友情，坚守亲情，坚守爱情。他的妻子开始并不理解他，只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想跟他一起上天山为牺牲的战友守墓三年就可以回东北老家。但是在墓地待时间长了，她跟那些从来没见过面的烈士有了感情。她说：“我们走了，那些牺牲了的人呆在这里多孤单啊！人家把命都扔在这里了，我们苦点算个啥？”“我也习惯了住在墓地的生活。好像那就是一个村子，他的战友就是我们的邻居。想离开的时候，心里还真有点舍不得。后来他也不提回家的事，我也不提，一年拖一年，就这么一直待了下来，直到现在。”“我也是有儿女的人，人心都是肉长的，人家的孩子十八九就牺牲在这里，那些父母是白发人送了黑发人，该有多痛苦！我不管咋苦，咋累，咋受罪，但毕竟我们一家四口在一起，几个儿女在一天天长大。可是人家的儿子早就牺牲了，就在那山坡上剩下了一个冰冷的碑子。他们埋在这雪山上，孤伶伶的，总得有人守着吧。”陈俊贵对他的儿女说，如果当时班长没有把最后一个馒头让给我，那么现在躺在墓地的就是我，没有了我，也就没有你们，我们一家说啥也不能忘了救命恩人。对陈俊贵来说，这是他的一种报恩方式，但不一定值得提倡。报恩有多种方式，不一定都去守墓。但是陈俊贵既然选择了这种方式，我们就应该尊重他。我们提倡的是这种“诚实守信，知恩图报”的精神，而不是这种方式。
读书报：在当前的时代，这种纯粹而崇高的精神是很缺失的。在这部书里，您向读者表达的是什么思想？
党益民：在我们这个社会，这个时代，太需要一种精神，一种纯粹，一种崇高了。陈俊贵为我们做出了榜样。作为一个军人，他的身上体现了战友之间那种情同手足、亲如兄弟，甚至超越兄弟情的纯洁感情，体现我军“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的优良传统，诠释了“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作为一个普通公民，他为我们树立了“诚实守信、知恩图报”的道德典范。这是我想表达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我书里不仅写了陈俊贵，写了他一家人，而是以他们的感恩故事为主线，还写了30年前部队修筑天山公路时牺牲的168个战友，塑造的是一个英雄的群体，一部多声部的英雄交响曲。我想告诉人们的是，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一直都很重视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我们的军队听党指挥，几十年来为边疆民族地区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也付出了很多牺牲。
读书报：从1983年首次以新兵身份入藏至今，您已经有40多次入藏，央视播放您的专题片《走不完的西藏》时，许多人边看边落泪。《用胸膛行走西藏》还获得了鲁迅文学奖。为什么您对于西藏有那么深厚的感情？
党益民：因为我的许多战友牺牲在了那片土地上。我一当兵就修筑青藏公路，我在那里修了七年的路。在那条穿越冻土地带的著名的高原公路上，我们武警交通部队牺牲了108名战友。后来我们又修筑或养护了西藏的中尼公路、那昌公路、川藏公路和穿越阿里无人区的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公路――新藏公路。可以说，进藏的每一条路我都走过，而且不是一次两次。在西藏，我曾经9次遇险，几乎丧命。我亲眼看见一个排长倒在我面前的血泊中，永远停止了呼吸。一个小时前，我还为一个抢险战斗中的推土机手照相，一个小时后他连同的他的推土机一起被泥石流卷走了。跟我一起入伍的战友，上午还跟我在一起，中午他就牺牲了……我活着，他们却永远地掩埋在了雪山上。你说我对西藏怎能没有感情，我怎能不一次次走进西藏？那里掩埋着我的许多战友啊。几年前，我曾经一个人用40天时间穿越了阿里无人区，走到了我们部队的每一个连队，回来后就把自己几十次进藏的经历，一气呵成，写成了《用胸膛行走西藏》这部长篇报告文学。在进藏的路上，你经常可以看见许多磕长头的虔诚的信徒，他们是用胸膛行走的人。我也是。但他们朝拜的是神灵，而我朝拜的是我们普通战士平凡而伟大的灵魂。
读书报：西藏给了您什么？您觉得这样多次深入藏区，使您的作品有怎样的独特之处？陈建功先生认为您的作品以发掘部队普通人的革命英雄主义为主要特征。您怎么理解？
党益民：给予我的是一种精神。我的一本散文集叫《西藏，灵魂的栖息地》。西藏就是我灵魂栖息的地方。每走一次西藏，我的灵魂就会得到一次净化。西藏赋予了安宁、纯净、朴拙的心灵。我的作品很少用华丽的词语，我不喜欢用那些东西。因为西藏没有虚伪的华丽。我想用最朴实的语言诉说最真情的故事。我觉得真实、真情最有震撼力和生命力。我确实很少去写大人物。我写西藏，都是写普通的战士。在西藏，每一个普通的身体都包裹着一颗不普通的心灵。我要做的，就是让人们走进这些美丽纯洁的心灵。“英雄”不一定有什么“主义”。他们就是普通的一个人，一个士兵。他们长年驻守在高海拔地区，默默无闻，头发掉了，指甲陷了，“钝刀子割肉”般的忍受着高原恶劣条件的折磨，无怨无悔，“他们的笑容没有被污染”，他们就是英雄！
读书报：之前您的力作《石羊里的西夏》，是您作为党项后裔倾尽十年心血的祭祖之作。在这部作品的写作过程中，您怀有怎样的心态？
党益民：我这部书主要就写了两个字：“忧患”，所以写作过程中心情是悲愤的痛苦的，因为我在揭一个疮疤。一个民族和国家的灭亡原因很多，但是忧患意识的缺失和政治军事的腐败，是西夏覆灭的最重要因素。西夏的覆灭，再一次验证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句话。我是党项后裔，但是我没有选择书写党项辉煌的立国和历史上几次大的盛世，而是选择了党项民族的“败走麦城”。我是想揭开党项民族的疮疤，探究其神秘覆灭的奥秘，给现在的我们一点思考。我写这部书的目的，不仅仅是想告诉大家一段鲜为人知的西夏覆灭的历史，而是想通过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兴亡成败，反思我们人类的共同命运。
读书报：西夏文在世界上被视为“绝学”“魔鬼文字”。所有这一切，都给这个消失在丝绸古道上的王国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您为撩开这层神秘的面纱，都做了哪些方面的准备？为什么想到会从小小石羊入手？
党益民：写作前我研究了10年西夏史。西夏历史不好研究，因为资料特别缺乏。当年元朝为宋、辽、金三朝修史，唯独没有为西夏修史，致使我们今天翻遍了“二十四史”也寻找不到西夏史。我通过这种方式寻找有关西夏的书籍，甚至出十倍的价钱购买过一本书。我几乎研读了我能找到的所有有关西夏的书。有了10年研究西夏的底子，我才敢动笔写。我对这部小说总结了“一二三”：一部秘史（西夏秘史），两种视角（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三个时空（现在、西夏灭亡前20年、西夏立国前后200年）。羊是党项人的图腾，从一个小小的石羊切入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覆灭，我觉得意味深长。
读书报：您是陕籍的军旅作家，可否谈谈军事文学？您认为和平时期应如何表现军事文学？
党益民：英雄主义、献身精神是军事文学永恒的主题。我喜欢表现普通人默默的献身精神。他们献身了，自己还不知道那就是献身。我常常被这样的人感动得落泪。别人是“身在福中不知苦”，而我们西藏和新疆高海拔地区的部队官兵，大家都是“身在苦中不知苦”。他们觉得这没什么，这是军人的本分与责任。
读书报：您发表第一篇作品，是在什么时候？多年来，您走过了怎样的创作轨迹？
党益民：我发表第一篇作品是1983年，那时我刚刚20岁。我写了一个6000字的短篇小说《姐弟情》，写一个藏族牧羊女在青藏线上救了一个战士的故事，寄给了《西藏日报》，人家就给发表了。我有了兴趣，开始继续写，一直写到现在，出了8部作品。我是业余写作，都是利用晚上和礼拜天写，从来不耽误工作，否则我也不会立2次二等功，11次三等功。别人说我是“两西作家”，一是写西藏，一是写西夏。我细想想，也蛮有道理。
读书报：可否谈谈您的近期创作计划？
党益民：我最近刚刚完成了一部长篇小说《父亲的雪山，母亲的河》，还是写西藏的。写一家汉人在黄河源头的藏区60年的生活。这部作品属于中国作协重点扶持项目，也是建国60周年献礼图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