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收藏的文章是2004年2月11日和3月3日刊于中华读书报《家园》
但2008年春夏之交，我在书坊闲逛，竟然看到一本大部头的《玄武》，是刚出的，还飘着油墨香气，炫目的封面上分明印着“凸凹著”。不禁笑道：这家伙嘴上说“不要写大部头作品”，自己却不留神冒出个“大部头”。莫非他不要“作家的幸福”了吗？
然而转念反思，又觉不然。我自己，纵然也写些短评、随笔，但却是以写作“大部头作品”为主的：历时九年主持编纂的《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五卷一分册一千万字，是个名副其实的“大部头”。在这基础上撰写的《中国鲁迅学通史》，三卷本187万字，也是“大部头”。有生之年致力的《苦魂》三部曲、《鲁迅通传》、《中国鲁迅学百年史(1919-2019)》，都是三卷本的“大部头”。难道自己就不渴望幸福吗？不是。我从中感受到了莫大的幸福。
所以，我倒想起一个反题：《写作“大部头作品”的幸福》。
概括来说，写作“大部头作品”，有如下幸福：
幸福之一是可作“精神避风港”。林毓生先生为王元化先生送的挽联的下联是：“知己知人知世”。一个人最要紧的是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经过多年风雨，我更愿意钻到“大部头作品”中，从书本里讨生活，让自己的精神好有个安栖的港湾。短小的文章虽然也可暂栖，但茅舍小屋难避大风大浪，需厚重、坚固的大房子，才能给自己以长治久安之感。
幸福之二是可作“心理平衡器”。虽然避居一隅偷生，还是常常遇到不平事。但是一回到自己的书房，写起“大部头作品”，就立刻把全部心思集中在大丘壑之中，从内心深处升起一种无上的崇高感和成就感。短而精的文章，自然难得，但作家身后还是要有“垫后脑勺的作品”。文章固然须以好为贵，质量低劣，犹如垃圾，越多越坏。然而如果质量上乘，当然越多越好。《红楼梦》的价值，显然非一首唐诗可比。凸凹举例的歌德，如果没有《浮士德》这样的“大部头作品”，仅是零散的短篇的话，肯定不会有如此沉甸甸的历史分量。《浮士德》这种重量级的经典作品，将歌德所处时代的“瞬间的生命感受”系统化、集约化、典型化了，集腋成裘，有如把多发炮弹集成重炮，形成了远超于单发炮弹的威力。
幸福之三是可作“价值体现处”。写作“大部头作品”时，我感到自己虽然不能像将军那样驰骋疆场，为国立功；也不能如政治家那般握有重权，指点江山；更不能具有企业家那种亿万财富，掷千万金救灾抗震。但可以“遁入更为艰深更为孤寂同时更为博大的精神内部”，“继续着对人性的探求”，“在写作中找到骄傲、自信，找到那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精神上的巨大快感！”(金汝平语)用自己的拙笔构建一座精神的大厦，使后世的人们从中受到文化的沐浴，学术的滋养，也觉得自己纵然生活在远离世俗的别一世界中，却可使生命创造价值，自然心安理得了。
幸福之四是可作“生命归宿地”。我佩服钱锺书先生最后的彻底，不仅不修什么豪华的墓园，连骨灰也不保存。每到三联书店看到昂然挺立在书架上的《钱锺书集》，就好像在拜谒钱先生的墓园――精神文化的墓园。我自知与钱先生无可比性，但也愿身后有一“大部头作品”传世，成为自己的墓园。
宇宙间的所有事物都避免不了二律背反的法则，写作“大部头作品”，有其不幸福的艰苦、寂寞的一面，也有其幸福的一面；“不要写大部头作品”，有其潇洒自如地享受生活本身乐趣的一面，也有其不够过瘾的一面。所以凸凹一方面从文章做法上，正确地讲出了“不要写大部头作品”的幸福；另一方面，又不留神被写作“大部头作品”的幸福所吸引，出了本“大部头”的《玄武》。作家写作有如婚姻，有爱的婚姻怎么过都幸福，无爱的婚姻怎么过都痛苦。婚姻幸福与否，关键在于是否有爱，不在于怎么过。作家幸福与否，关键在于写作过程本身是否幸福，不在于结果是大是小，是高是低，是有大回报，还是毫无所获。我赞成凸凹的观点：真正的作家应该埋下头来“默默无闻地工作”，写自己愿意写的东西，享受过程，不问结果；只管耕耘，不问收获。套用凸凹所引歌德的话来说，就是：神品的诞生过程应该是“不受干扰的、天真无邪的、梦游症式的创作活动”。所以，无论是写作“大部头作品”，还是写作短评、随笔，都可以任其由心中流出，散淡为之，从而挣脱“精神奴役”的枷锁，享受作家所独得的天赐之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