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好国学功底。文字学为国学功底之根基，南怀瑾先生勉励大家要“六书”配合《康熙词典》，三个月就能搞通中国文字。庞朴先生之《谈“无”说“玄”》，借助甲骨文及新近出土的简帛，不仅定汉代许慎《说文解字》之谬，而且更将原本深奥晦涩的文字学与具体鲜活的生活经验联系起来，形象生动地还原了“无”与“玄”的真实内涵。原来古文字也并非想象中的那么枯燥，也充满了魅力！张岂之先生对20世纪20年代清华国学研究员的历史回顾，令人悠然神往，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四大导师精深博大的小学功底及文献基础，更令人心生高山仰止之叹。冯其庸先生在《〈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全经的现世及其他》一文中，运用新出土的《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与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大秦景教宣元本经》写本相互校勘，最终“证实”两件文书根本就是一回事，“证伪”日人所谓“小岛文书”乃是一件伪经。冯先生凭借精湛的国学功底，为我们展示了：（1）校雠学的学术价值，（2）二重证据法的熟练运用，（3）“大国学”理念。
拓宽国学视野。国学不应仅仅局限于经史子集，举凡中国古代学术文化，均可纳入“大国学”范畴。文字学、版本学、校雠学固然重要，然而不能一味拘泥于此。陈来先生《先秦时期“儒”之意象与论说》的阐述尤足留意。从文字学及字源学角度，古人释“儒”为“柔”、为“需”，均为推测。陈来通过梳理先秦文献中有关“儒服”、“儒行”、“儒道”和“儒效”的论说，认为先秦文献的记载更能让我们了解先秦儒家的学说宗旨和文化形象，这就有效地克服了文字学解释的测度性而更具说服力，说明熟练掌握传世文献的极端重要性。葛兆光先生“揽镜自鉴”的治学路径，更需用心玩味。日本、韩国、越南保留的大量有关中国叙述的汉文文献，不惟能为我们了解渐行渐远的“华夷秩序”观念，更为全面深入认识中国自身提供新的史料及视角。南怀瑾先生特别叮嘱国学院同学，研习国学，不仅应留意西方文化，做到与时俱进，而且还应具备深厚的文学功底，这与叶嘉莹先生通过张惠言小词研究所展示的深厚国学底蕴，百虑一致，殊途同归。邵鸿先生则为我们勾画中国古代国家与术数及宗教的复杂图景，在方法上重视国家政治与民间活动的互动，同样扩大和丰富了国学研究的视野。
理性研究国学。毫无疑问，经史子集为国学研究的核心，其中，儒释道的研究又是核心中之核心。故而范曾先生之“老庄心解”，融入个体真切的生命体验及感悟，令人回味无穷。方立天先生从儒家思想论述中国国学的核心价值在于实现人的价值，认为国学之魂在于中华人文精神。余敦康先生对《周易》“和谐”智慧的开掘，张立文先生“易”、“儒”、“道”、“释”三句真言的深刻阐释，切实有利于我们深入认识和掌握国学的核心观念。杜维明先生则自世界文明对话的视角，以开阔的眼界和全球的视野，旁征博引，力求探索儒家人文精神创新的可能性，呼吁克服国学研究封闭的特殊主义。李零《谈谈〈论语〉》在分析《论语》、孔子及其弟子的基础上，主张理性历史地还原孔子，将孔子拉下神坛，不宜将其圣化宗教化。方立天先生亦告诫汲取中华传统人文精神的优秀成果的同时，应清醒地看到其缺陷与不足。
上述有关国学研究的方法和门径，仅是个人初读之下的一点印象。修治国学，切宜跟随名家“从游”，基础宜实，信念宜坚，志向宜远，心境宜和，眼界宜宽，方法宜活。苟能如此，假以时日，窥国学之堂奥不远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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