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字筠仙，1818年出生于湖南湘阴。青年时期，他在做浙江巡抚罗文俊的幕僚时，就亲历了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他因先后辅佐曾国藩和李鸿章，为筹集财款两次前往上海。从而见识了当时中国最早的西化样本――洋泾浜。
面对西方文明，郭嵩焘能够跳出传统的“夷狄观”而以平等的心态看待，并且愿意主动了解西方文明。他拜访法国领事馆，与外国人交往，登上英国的火轮船，他发现这些外国人并非如人们传说的“鬼佬”一般，而是高大俊美，还非常有礼貌。他还参观了当时西方传教士设立的墨海书院，并见到近代著名数学家李善兰，晚清思想家王韬，这些与西方文明直接接触的经历使得郭嵩焘对早期西方文明的思考更加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并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洋务思想。
郭嵩焘认为，面对“洋夷”，当局者最重要的就是认清“情”、“势”、“理”。“情”就是洋情，只有主动了解洋人，知道他们所为何来，才能更好地处理洋务；“势”就是要认识到“洋夷”的挑战不是一下就能解决的，是一个很长时间内都必须要面对的问题，要有长远的打算，而不能只想蒙混一时，举棋不定，战和反复，进退失据，这样只能使洋务越办越糟；“理”就是对方提倡和主张的“公理”。郭嵩焘认为要熟悉这些“公理”，不能擅自违反以给对方把柄和口实，同时要利用对方认可的“理”来为自身争取利益。
他精通洋务的特长在任广东巡抚期间得到了全面发挥。其中有三件事最有代表性：一是帮英商追回被骗的银子。一个香山人骗了英商二十万两银子，而广东地方查了三年还没有结果。他到任后，仅十多天就有了结果，英国领事专函表示感谢；二是与荷兰换约。换约时，郭嵩焘发现约文是抄本而非原本并且只有洋文而没有汉文，郭根据国际惯例，据理力争，最后荷兰公使不得不再重新请示国内，并道歉。三是处理太平军水师将领侯玉田。天京失陷后，他流亡香港，在经商的掩护下，运送军火接济太平军余部。在当时人看来，此事很棘手。而郭嵩焘得知此事后，以他行劫海中,违反“公法”的名义,向香港方面交涉。结果很快侯玉田便由香港解归广州正法。郭嵩焘巧妙地处理洋务事宜的能力，广受赞赏，李鸿章、恭亲王奕?等都对他赞赏有加，称他是当时最精通洋务之人。
1875年，云南发生了著名的“马嘉理事件”。案件本身的是非很明确，但是由于很多官员不以为然，一味敷衍塞责，迟迟不能结案，结果遭到英国的严重抗议。在这种情况下，“精通洋务”的郭嵩焘又被推上前台，被任命为“谢罪”使臣，兼任常驻英国公使。
郭在出使之前直陈马嘉理案的症结所在正是当地巡抚岑毓英的“举动乖方”，故请旨查办，这样就会使英国无所要挟。而对于郭嵩焘这种“以夏委夷”的主张，廷议哗然，一片非难之声，他们认为郭嵩焘这是“循英使之意”。在他的家乡愤怒的湖南学子扬言要砸了“汉奸”郭嵩焘的老家。在一片怀疑和讥骂声中，只有李鸿章为他撑腰，说：“当世所识英豪，与洋务相近而知政体者，以筠仙为最。”面对乡人的毁谤，和国内士大夫的无知横议，郭嵩焘身心俱疲，他七次要求辞职。光绪二年七月，慈禧太后为此亲自召见了郭嵩焘。面对太后的“温谕勤勤，反复宣慰”，郭氏只好打消辞职之念，毅然出行。在他看来：“苟利于国，不敢避就。身之不恤，何有于名？主忧臣辱，在此行也。”
到达英国后，郭嵩焘的洋务和外交才华在此时得到了完全施展。在任期间圆满地处理了喀什噶尔问题、武昌教案以及各种商务纠纷。他积极参与到当时的外交和社交活动，与英法外交界相处融洽，尤其得到英国女皇和首相等人的好评。他还效仿西方礼俗，举行大型茶会，广邀各界人士。郭嵩焘本人也被推举为“国际法改进暨编纂协会”第六届年会的大会副主席，被称为“东方人中最有教养者”。
就在郭嵩焘为了清朝政府的利益殚精竭虑周旋于各国之间时，他却遭到了国内保守派的猛烈攻讦，担任副使的刘锡鸿也与之相通，参郭嵩焘以“十宗罪”。虽然他极力辩解，又有李鸿章为之辩护，总理衙门最终仍将郭、刘二人同时撤去。直到光绪五年郭嵩焘回到长沙，仍然受到湘人的流言与讥骂。在他去世后，李鸿章上书请求国史馆立传，也被朝廷一口回绝。
郭嵩焘去世后，他在英国期间激赏不已的晚辈严复的一副挽联道尽了郭的悲剧人生：平生蒙国士之知，而今鹤翅??，激赏深渐羊叔子；惟公负独醒之累，在昔蛾眉谣诼，离忧岂仅屈灵均。
“独醒之累”正道出郭嵩焘作为一位思想上的先知者的艰难与苦闷；“蛾眉谣诼”则点出了当时人对他的谣言中伤，使他屡遭横逆的原因。当年郭氏对严复以晋国奇才羊祜（叔子）相许，如今，严复则以爱国之屈原称赞郭氏。以屈原的悲愤喻郭嵩焘的悲愤，以屈原的际遇对照郭氏的经历。其实郭嵩焘的悲剧人生何尝不是所有先知先觉者的共同遭遇。正如汪荣祖先生所说，他的思想过于先进，当时人罕能接受，我们追踪其人，印证其时其地，很可觉察到此人的孤愤与无奈，然而他个人的挫折正好象征中国走向世界的挫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