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威勒・盖林是美国哥伦比亚医学院精神病学教授。在书中，盖林将憎恨定义为一种情感和情绪，是一种思想上的紊乱。除了精神积淀方面的问题，社会上还存在一种价值紊
其实，社会冲突事件的发起者有时就是要求自己的一点权利。他们只争利（利益或是权利），不争权（权力）。然而，如果执政者反应不当，就会使他们变得高度不满。这种树敌行为就调动起了人的憎恨、愤怒等敌对情绪。所以，一些学者将一些群体性事件也称之为“泄愤事件”。
这本书的第五章谈到憎恨文化，作者认为憎恨是一种依附和认同，通过憎恨，形成对被憎恨者的一种敌视，其他憎恨者因此都成了自己人，并以此来划分不同群体之间的分界线。
这让我思索中国文化里这种敌意的根源：过去的阶级斗争文化，就是一种“恨”的文化，你只要不跟我站在一起，非我族类，就是敌人。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多元、复杂的人性和人群被简单、粗暴地划分为黑、白两种。这种绝对主义的二分法是我们文化里的严重弊端，它导致我们带着有色眼镜或社会偏见去看待事物，于是反应就很偏激，容易做出过激的反应，造成事情的激化。
人类社会从憎恨走向和解，要多一些宽容、容忍、人道，少一些愤恨、仇视和暴力。只有这样，人道、人权与社会的和解才能凸显出来。
（本报记者陈菁霞 采访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