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一梦》，李鸣生著，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9年3月第一版，38.00元李鸣生说：“不是谁要我写，而是我要写。”
“我要写”
，体现了一个作家的主观选择、内心能量与文学人格。对于李鸣生新作《千古一梦》的出版，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陈建功认为，称之为“气韵沉雄的飞天史诗”当不为过。“李鸣生不愧是在航天领域沉潜多年的作家，《千古一梦》视野之开阔、开掘之深邃、素材之丰富，令我们爱不释卷。”
李鸣生在航天领域待了17年，为他的人格成长注入了不可多得的精神资源，这种宝贵的精神资源又为他的文学创作带来了与众不同的生命体验，因此他的作品始终洋溢着一个作家对于中华民族的深深热爱，渗透着以科学富民强国的伟大理想和赤子之情。而从作品本身而言，《千古一梦》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应和着读者的阅读期待。不论是那些曾经作为绝密的重要事件、决策经过，甚至矛盾斗争，还是深陷其中的从国家最高决策层到基层群众等各色人物，都会给人以悬念感、神秘感和新鲜感。但李鸣生并没有因为这样一个极具可读性和解密性的历史存在而极尽噱头或花招，甚至搬弄虚构与夸张，而是恪守报告文学非虚构性的基本规范，力求在艺术的表达中完整地呈现历史和现实，不避争议、矛盾和失败，还原人物的真实心态，最大限度地再现历史的原生态，使文本在史诗性叙事中获得了可贵的文献价值。
读书报：您的“航天六部曲”《飞向太空港》、《走出地球村》、《澳星风险发射》、《远征赤道上空》、《风雨“长征号”》、《千古一梦》在社会上产生广泛影响，这种对航天事业的热情缘自什么？
李鸣生：一是我当兵就在发射场，本身就是航天创业队伍中的一员，并在深山峡谷中熬过了15个青春岁月，与中国航天有一种血肉关系；二是中国远征太空、探索宇宙这一壮举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一直深深吸引着我。而文学表现人类创造陆地文明历史的多、创造空间文明历史的少，如果能用文学记下中华民族从陆地走向太空的悲壮历史和心路历程，也许同样是件有意思的事情。所以我斗胆写起了“航天文学”。
读书报：回顾自己的创作历程，您觉得自己走过了怎样的道路？创作上有何风格上的变化么？
李鸣生：走过了一条极其艰辛不易的路。这种艰辛与不易只有自己知道。我的创作从来都是个人行为，不是组织摊派，当然会困难重重。但为了坚守一个作家独立的写作立场，值。每写一部作品在创作理念、叙事风格、结构语言等方面都会试图追求一些变化。比如我的“航天六部曲”，虽同为航天题材，但每部在写法上各有不同；而《震中在人心》，几乎是颠覆性的变化。
读书报：您20余年坚持“航天文学”及高科技题材的创作，这是一个日新月异变化的行业，其间要应对各种专业术语和新科技，您觉得难度大吗？面临这些困难，您是怎么想的？
李鸣生：难度非常大，且越写越难。1992年我与老前辈徐迟先生在北京相会，他对此科技题材的写作也深感头疼。我的想法是这类文学不能缺席，再难总得有人扛，科学精神任何国家任何时候都是需要传递、弘扬的。和谐社会其实就是科学化的社会。写科学家可以说是责任，也可以说是天意，我只能担当、认命。
读书报：作为一个报告文学作家，您总是冲在重大事件的第一现场，如去年的汶川地震。但是此类题材众多，您在写作《震中在人心》，特别注意到哪些问题么？要怎样才能写出不重复、有意义的“独一个”？
李鸣生：汶川大地震其实是最难写的一个题材，它像一张命题考卷，逼着全世界的作家、记者迅速交出各自不同的答卷。《震中在人心》是我近20多年用心最狠、出手最快的一部。凡看过此书的人几乎都被感动得落泪了。我爱人看了十遍，十遍还在落泪。我当时的想法是：对汶川大地震的写作，必须坚守纯粹的写作动机与起码的道德良知，任何弄虚作假、官样文章都是对遇难者的亵渎；要敢于为孩子说话，为苍生讲理，不仅要写出真实，还要写出真相；要打破传统的重大题材报告文学的叙事模式，探索、重构新的叙事策略。惟其如此才可能“独一”。我为此做了努力。
读书报：我们都知道报告文学是要“走出来”的文学，写了这么多年，您有时候会感到疲惫么？
李鸣生：会。而且已经疲惫了。但不是身体而是心灵、精神的疲惫。面对现实的中国，我常常焦虑不安，甚至愤怒不已，但常常又感无能为力，或者说有力使不出，这是真正的疲惫――无奈的疲惫。
读书报：报告文学的创作，总让人说道的是，热情有余，深度不够，您对这一现象怎么看？如何才能解决这一很多报告文学作家面临的问题？
李鸣生：这批评得很好。其原因我认为有三：一是作家本身没有深度；二是现实条件决定了不可能有深度；三是这种文体先天决定难有深度（须知报告文学是限制文学）。但深度问题不仅是报告文学，而是中国所有的文学。我的作品用我的标准深度就很不够，主要原因是第二条。报告文学最可贵的品质就是真实。但事实上做不到。这是报告文学最大的悲哀。解决的办法一是改革，二是等待。什么时候中国真正成为法治社会了，作家真正文责自负了，作品的深度自然就出来了。
读书报：评论界认为您是中国航天事业秉公直书的“太史令”，对于这一评价，您怎么看？
李鸣生：我很惭愧。但我很愿意向司马迁那样的太史令鞠躬，并把“太史令”这一称谓看成是对我的一种激励和监督。秉公直书，是作家应有的品格。中国是个文明古国、泱泱大国，这么一个文明古国、泱泱大国干了很多惊天动地、震撼世界的事情，而且从地球飞到了天上，应该有人把它记录下来留给历史留给子孙。我不过做了一个作家应该做的事情，就像一个农民收割了应该收割的庄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