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首倡“集体化时代的中国农村社会”的学者、山西大学副校长行龙教授的专业方向为社会史，之所以倡导集体化时代的中国农村社会的研究，是因为他认为，从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时期推行互助组到1980年代人民公社体制的结束，是一个中国社会的集体化时代，这样一个非常特殊的时代，只有从社会发展的角度将其看作一个整体的历史时代加以探讨，才能看清它的面貌与特性，进而对这样一个时代在现代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角色作出更加科学合理的判断和解释，而其中的经验和教训也耐人寻味，“在当下的现实中，集体化的实践逻辑在现时社会改造中不断再现和重演”。在组织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全体师生进行集体化时代的中国农村社会研究时，他强调要突破传统史学的理论与方法，借鉴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方法与理论资源。
“反之，对于社会学、人类学学科来说，我们如何借鉴历史、尤其是社会史的理论与方法？因此以中国乡村研究而言，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也应该超越仅仅是使用历史资料，或仅仅关注历史事件。这种超越之后到底是什么？”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研究者邢宇宙认为，也许就是“历史社会学”。
其实，早在上世纪50年代，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C・赖特・米尔斯就提出了“社会学的想象力”一说，用以批判美国社会学界中反历史主义的“宏大理论”和“抽象经验主义”，到70年代中期，历史取向的社会学逐步得到发展，但在国内，历史社会学的研究尚属于空白。那么，历史社会学与常规社会学的研究有怎样的不同呢？
“过去，社会学研究是以研究现实问题见长，比如家庭问题，社会分层问题等，历史社会学的研究则主要讨论历史上发生的事件或者问题，这是一个重要不同。另外，在研究方法上，历史社会学主要是讨论各种事件的前因后果，因果联系等，但是现实研究的社会学主要是用调查问卷、统计数据等量化的方法分析趋势，所以，历史社会学主要是定性的研究，它也可以用量化的方法，但归根到底是定性的研究。”张静解释。她认为，“历史社会学”的出现对社会学研究意味着关注点更多，主题更丰富，同时，“历史社会学”在特殊性研究方面很有优势。
目前，国内社会学界以“历史社会学”的视角从事学术研究的，“很少很少”。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吴毅表示。“前几年，我还没有听说国内有专门做历史社会学的。”张静告诉记者，目前，北大社会学系有学者开始在做历史社会学的理论研究，比如介绍历史社会学的西方理论等，但还没有以历史社会学的视野和方法来进行社会学的系统研究的，而此次研讨会的多篇论文却已经透露了此种信息。
由此，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李金铮抛出了自己的疑问：“集体化时代原本应作为历史学研究的对象，但历史学者却极少参与其中研究，在此领域一展身手的，主要是社会学者、政治学者、人类学者和经济学者。尽管他们关注的核心是现实问题，但往往会追溯社会演变的历史基础，关注集体化以来中国社会的变迁。”究其原因，李金铮认为，这种学术现象的产生，反映了历史学者一贯以来的、对距离现实较近的历史的疏离和谨慎，他认为，这种态度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历史学的学术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