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凡先生在这封信中对著名作家李佩甫的长篇小说创作予以高度评价，认为“差了半步就到
这真是久违了的批评家的诤言！
按说李佩甫已经是非常成功的作家了。无论是作品的质量和数量都已令人瞠目，他听到的颂扬之声，恐怕早已不绝于耳。出版社和书商的跟踪、求稿，也应接不暇。然而，可贵的是曾凡先生并没有往这样一位成功作家耳朵里灌蜜糖，而是相反，提出了忠告，讲出了诤言。
这种批评家的诤言，在中外文学史上是经常看到的。鲁迅曾经告诫青年木刻家“万不要忘记它是艺术”，批评了那种“蔑视技术，缺少基础功夫”的错误倾向。还教诲当时还是青年作家的沙汀、艾芜“选材要严，开掘要深，不可将一点琐屑的没有意思的事故，便填成一篇，以创作丰富自乐”。尤其值得重提的是高尔基1925年8月27日给富曼诺夫的一封信。当时，富曼诺夫的小说《恰巴耶夫》和《叛乱》风行一时，受到多位著名批评家的热捧，但是在这封信里，高尔基不同意这些批评家的嘉奖，责备富曼诺夫说：“您写得匆忙，写得十分草率，您是像一个目击者在讲述，而不是一个艺术家在描绘。因此，在故事中就出现了拖延故事进展的大量完全无用的细节。”因为富曼诺夫是一位极富才华、有远大前途的作家，所以高尔基才提出了这样高的要求，而对初学写作者反而宽容得多。富曼诺夫看到这封信后，不但不恼怒，反倒在日记中称自己“真是说不出的快活”，高尔基“骂得真好，也真能鼓励人”。给高尔基回信说：“您顺手就给了我两拳，而且每一拳都打得是地方，是地方。”说自己“心里出现了一种极其严格的批判精神；它使我永远要兢兢业业……当我改写了七遍、八遍、九遍以后，我想要说的话，终于按照我所希望的样子说了出来，那是多么快活呀”。他自此认为艺术家对自己应当愈来愈严，不断追求艺术上的高境界。不幸的是他收到高尔基这封信不到七个月就逝世了，但是他没有辜负高尔基的期望，终于在艺术上取得了新的成就，写出了成熟得多的《海岸》。
什么人才是真正的朋友？是一味在耳边唱颂歌的人吗？是马前马后抬轿子的人吗？绝对不是的。良药苦口益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真正的朋友，也就是常言所说的诤友，是给你讲真话、进诤言的人。批评家应该成为作家的诤友，能够对症下药，治病救人，对于尚未成熟的作家，指出需要克服的缺陷，使其逐步臻于成熟；对于已经非常成功的作家，则敦促其不断超越自我，升入大境界，写出大作品。曾凡先生正是作家的诤友，讲的是作家应该洗耳恭听、认真汲取的诤言。作家李佩甫正处在是安于做一个成功的好作家，还是做写出伟大作品的大作家的临界点上。在这个关键时期，有了曾凡先生这样的批评家诤友，听取这般中肯、真挚的诤言，可说是作为一个作家的幸运。
当然，能否像富曼诺夫那样听得进这种诤言，与作家本人的素养是密切相关的。
上世纪90年代，我看过李佩甫的作品，就对他产生了极好的印象，并写过相关评论。后来还收到李佩甫的一封毛笔写的长信，对我给他的一封信，因为夫人疏忽、未能及时见到、及时回复深表歉意。于是一位谦逊、朴实、忠厚的传统文人形象在我心中浮现了。他确实不是那种一成名就忘乎所以的躁狂之人。我想，正因为李佩甫先生是这种虚怀若谷、肯于听取意见的人，曾凡先生才会讲出如此的批评家的诤言。倘若是那种两眼朝天，一听奉承就乐，一闻批评就怒的浮躁狂徒，曾凡先生恐怕不用说对他讲诤言，没准压根儿就不会理睬。
愿以后能够多多听到这样的诤言，更多的批评家成为作家的诤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