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校当时还有一些老先生：冯友兰弟子涂又光（纂有《三松堂全集》）头发花白，总强调教育只能定位于文化领域。深居简出的发展经济学奠基人张培刚老，在2001年5
我迅速由一个活跃的听讲者变为学术精英的采访者，先后采访了黑格尔专家张世英先生、前西北大学校长张岂之教授和香港城市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张隆溪博士等，这些长篇访谈中的一部分发表于《东方》杂志和《中国大学人文启思录》（第6卷）、《北大访谈录》。
在2002年3月号《东方》上，我曾发表过一篇《真诚的言说》，我矫情而又真诚的抒情可能成了此后人生的某种宿命：“我的理想状态是以‘入世’的知识分子的身份争得话语权力，在行动理念上又秉持‘出世’的知识分子的良知。”
就像不能否认《中国可以说不》（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6年3月）让高二的我曾读得血脉贲张（今天当然会“成熟”到批评它充满民族主义情绪）一样，时至今日，我都不会忘记王小波、余秋雨、孔庆东等人对我的思想恩泽从高中后期延续到了大学低年级：《我的精神家园》（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6月）和《沉默的大多数》（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10月）是那个年代对我影响至深的杂文。无可否认《文化苦旅》（东方出版中心，2001年4月）等书在高中末期和大学初期对我的巨大影响。
此外，我还时常翻阅《九十年代文存》（林大中、孟繁华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1月）、《新潮学案》(夏中义著，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2月)和《学问中国》（赵汀阳、盛洪等著，1998年4月，江西教育出版社）。当时读《学问中国》中苏力教授那篇《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法治》，连文尾注释都做满笔记。
大学时多少有些桀骜不驯，课余真正读过和专业直接相关的只记得一本广州报人刘勇的《媒体中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5月），它关于《南方周末》等报纸的业内信息被我理解为一种高级八卦。让我后悔的是，直到毕业后好几年才读到那本案例性极强的《如何成为顶尖记者：美联社新闻报道手册》（杰里・施瓦工茨著，曹俊、王蕊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7月），这本书细致到教你如何正确使用直接引语。而《对话美国顶尖杂志总编》（王栋著，作家出版社，2008年1月）那样提问精准而自信的书，如果我大学时多读几本就好了。
总体而言，大学四年我读了太多学术随笔和评介性文字――毕竟我最早初二就看过《读书》杂志，需要反思的是我所熟悉的仍是作为话题的学术，而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中重版的《忏悔录》（1997年2月）、《西方哲学史》（2001年11月）、《理想国》（2002年5月）和《中国近代思想史论》（“李泽厚十年集”第三卷・中，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1月）等都只挑着读了一点点。
2004年7月，我去《新民周刊》开始了第一份工作，数月后经过一份时政杂志来到《中国青年报》并服务至今，大学时的阅读和写作已经形塑了此生我可能与书和文字打交道的道路。
2003年7月5日和8月30日，在当时的《深圳商报》副刊“文化广场”上，我发过两篇随笔《永恒的女性引我们飞升》和《最爱是细节》。前者涉及关于朱学勤《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4年9月）的读后感；后者撇开《万历十五年》（黄仁宇著，中华书局，1982年）中大多数论者提及的“数目字管理”，却大谈妃子郑氏和万历皇帝的爱情，这种对细节的珍视在我毕业至今的阅读中尤显突出。
大学开启的“学者访谈”系列还在继续和扩展着，为做足采访功课也细读了不少书：洁尘《提笔就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8月）、刘道玉《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9月）、张鸣《历史的坏脾气》（中国档案出版社，2005年10月）、夏榆《白天遇见黑暗》（花城出版社，2006年4月）、王树增《长征》（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9月）……
2008年3月底，我开始在《北京日报》“副刊・广场”上写一个专栏“月读报告”，其中《从爱荷华起飞》是我比较满意的一篇，我尝试着在3000余字的篇幅中将《三生影像》（聂华苓著，三联书店，2008年6月）、《大块文章》（王蒙著，花城出版社，2007年4月）、《谈话录》（王安忆、张新颖合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6月）和《丁玲散文选》（武在平编，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8月）等书比照研究，进而考察大陆作家30年来是如何借助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而“开眼看美国”的。
作一些不完全归纳，在2004年以来的阅读和写作中，我开始显现一些比较鲜明的阅读倾向：
一是特别密切地关注知识分子（作家）群落的研究。正是基于这样的关怀，在《八十年代：访谈录》（?建英主编，三联书店，2006年5月）出版之前两年，我就开始跟踪这本书，我不仅看重?建英访谈时的对等深度，更看重它所展示的1980年代大陆思想文化界的复杂性和多义性。
2004年毕业时，我计划写作的论文《中国当下公共知识分子与1990年代〈南方周末〉的关系》最终因时间紧张而搁置，但这种群落化的研究旨趣却是我念兹在兹的。而近年对旅美作家林达、薛涌的持续关注和阅读，最后化作了2004年11月16日在《南风窗》发表的《三代人的“美国”书写》，我把中国人近30年来美国想象的源头追溯到董乐山、董鼎山兄弟那里。
底层或者说“无名者”叙事是我重点阅读的第二个领域。这一兴趣最早源于《半张脸的神话》（王晓明著，南方日报出版社，2000年4月），而李锐《太平风物》（三联书店，2006年11月）、南帆《关于我父母的一切》（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1月）、韩少功《山南水北》（作家出版社，2006年10月）和关庚《我的上世纪：一个北京平民的私人生活绘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年3月）等让我明白，更多的道德关切并不必然保证文本本身的品质。
毕业以来，就我目力所及至少以下作品的重要性还没被很多读者充分认识到：彭小莲《他们的岁月》（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3月），边芹《一面沿途漫步的镜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7月）、丘彦明《浮生悠悠：荷兰田园散记》（三联书店，2003年11月）和《荷兰牧歌：家住圣・安哈塔村》（三联书店，2008年7月），还有已故作家吴方的《追寻已远――晚清民国人物素描》（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8月）和《青山遮不住――中国文化的历史走向》（东方出版社，2007年4月）。
这样举例永远只能是“据不完全统计”，我欣慰的是找到了非虚构题材和“历史”这个归宿。杨奎松教授的《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杨天石主编“中国国民党史”之一，社科文献出版社，2008年1月）和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王明珂教授的一系列作品，都是这两年我特别喜欢的，当然也包括民间学者陈岱峻先生的系列作品。
临了画句号，我才发现，我越来越推崇的坐冷板凳的历史学家茅海建、杨国强等，竟都出自史学大家陈旭麓先生门下。而我最大的变化，不过是开始梦想未来若干年从一个读者成为一个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