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在这样一种拨乱反正的氛围里，一个新的时代――中国的改革开放艰难起步了。
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历史潮流，要求人们解放思想、勇于思索、摆脱旧的思想桎梏。这一时代要求与全体中国人被压抑了十年的阅读求知需求汇聚在一起，形成了被称为“井喷”的全社会读书浪潮，从而使得阅读成为整个1980年代最为鲜明的特征。
这是思想激荡的十年，是出版人、读书人倍感幸福的十年。
在80年代的前五年，无论是数理化自学教材，还是古今文学名著，或者其他各种体裁的读物，只要出版便会有数万册的发行量。倘一本书新华书店征订回来，订数只有一两万册，编辑便会叫苦：“怎么订数这么少。”
对于刚刚过去的文革的反思、对于改革开放新的道路的探索，使得这一时期的人文思想著作出版与阅读风生水起，波澜壮阔。
“人的解放”成为80年代初期最为响亮的声音。“人性论”、“人道主义”在各种思想交流场合都是最热闹的话题。戴厚英的《人啊人》、甘阳翻译的卡西尔的《人论》都成了阅读热点。美学图书由此广受欢迎并进而形成了知识界、文化界的“美学热”。李泽厚的《美的历程》成为这一美学热的标志性图书。
另外，这一时期中国出版业开始大规模地翻译出版国外学术著作。除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外，还有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金观涛等人主编的《走向未来》丛书、三联书店出版的甘阳等编的《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华夏出版社出版的《现代文化》丛书等。这可以算是五四以后最大规模的一次翻译出版西方学术著书的行动。20世纪西方各种社会思潮一股脑地进入中国，像尼采的《悲剧的诞生》、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萨特的《存在与虚无》、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本雅明的《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等都在这一时代的阅读中留下深深印迹。特别是萨特的存在主义思想在青年学生中影响尤其突出。
现在看来，从“人的解放”到“美学热”，再到后来的“文化热”，持续了将近十年的思想碰撞与交锋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刻变革背景下发生的。恢复高考后进入大学的一批青年在80年代陆续毕业走上社会，他们成为改革开放事业最为坚定的支持者和鼓吹者。改革开放事业所必须的探索精神、破冰的勇气造就了这一代青年、造就了80年代中国人的不平淡的人生经历。在改革开放30年时，李泽厚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总起来说，美学充当了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一翼，或者说发挥了思想启蒙的作用。思想启蒙没有满足于对‘文化大革命’历史悲剧的简单清算，而是向着民族的历史与文化的深处挖掘，结果形成了‘文化热’。”
这期间出版的几套影响较大的丛书，多是由社科院和高校青年学人参与翻译。这批青年学人也由此开始登上学界舞台。
在人文思想图书出版与阅读中，从80年代中期开始，武侠小说与言情小说开辟了大众流行阅读的方向。其代表性作家金庸、梁羽生、古龙、琼瑶的大名广为人知。
这批作家基本来自香港、台湾。他们的作品在内地的出版情况极为复杂。尽管武侠与言情的阅读热潮是从80年代中期彰显的，但是金庸的武侠小说却在80年代初即进入内地，只是大多以盗版的方式出现，这也使得武侠小说最初的阅读处于一种半地下状态。尽管金庸和琼瑶的小说其人文艺术价值受到了文学评论界的质疑，但是读者的选择让这种质疑毫无力量。随着多家出版社的争相出版，“男读金庸、女读琼瑶”的场面出现了。金庸的作品受到了从大学教授、文化名流到普通公众的一致喜爱。在很多机关单位的图书室里，书架上摆放着各种版本的《射雕》三部曲、《天龙八部》、《鹿鼎记》等，其中很多都是盗版的，而这些书往往是品相残损，一眼便知借阅率是最高的。很多人都有过一个通宵读完《射雕英雄传》或者《笑傲江湖》的经历。而且金庸的小说也并非男性独爱，很多女读者也痴迷不已。武侠小说与言情小说的风靡，应该有其阅读史上的意义。它不但大规模地普及了阅读，使阅读不再只是精英阶层的专利，而且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赋予了读书以消遣性和休闲性。在随后而来的希尔顿和松本清张的小说，令大众流行阅读成为图书市场的一个新的方向。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中国出版业的管理、运营也在不断变化。在1980年代初期，图书的定价、稿酬的支付均是按照规定执行的。图书每个印张定价最高不超过1毛钱，教材每个印张的定价不超过7分钱。当然，那时普通中国人的月收入不过是几十块钱。1980年，国家出版局制订“关于书籍稿酬的暂行规定”，著作稿每千字为3-10元，翻译稿每千字为1-7元，印数稿酬按万册计算。1984年，文化部颁发《书籍稿酬试行规定》，基本稿酬由1980年的每千字3-10元提高到6-20元，翻译稿酬由2-7元，提高到4-14元。
就在1984年，中国的城市改革开始了。纸张的价格上涨很快驱使图书定价超出了规定限制。由金庸小说开始进入市场的书商出现了，稿酬的支付也因市场的因素而急剧变化。
1987年，新闻出版署成立。这是一个标志，新闻出版事业的管理、改革、发展将因此而更加深入。
今天我们耳熟能详的许多出版界名词在这个时候还很陌生。比如版权交易，那时中国还未加入知识产权公约。吴呵融在1988年的时候是广西出版总社对外合作处的处长。这一年的秋天，到北欧访问时，她与瑞典一家出版社谈定了一项版权合作，那是广西美术出版社的一本西游记故事连环画。当时的版权费是600美元。这也是吴呵融第一次从事版权贸易。原作的中文书名叫《偷吃人参果》。瑞典人觉得“偷吃”不文明，便改成了《复活人参果》。吴呵融说：在那个时候我们的版权贸易是不自觉的。这方面的意识很淡薄。几年以后，吴呵融做了广西万达版权代理中心主任。
令人印象深刻的1980阅读时代渐渐远去。以“丛书编委会”方式组织翻译出版的一批青年学人各有所踪，他们走向了更广阔的舞台。在市场中尝到甜头的第一代的书商因其先天文化素质的欠缺而大浪淘沙、风流已逝，这方天地的后来者有着更高的素养，他们将构造民营书业的广阔未来。
总体看来，1980年代是一个让读书人留恋不已的阅读时代。在后来的日子里，我们看到了亲历者描述这一时代的无数佳词“浪漫”、“激情”、“激动人心”等等。在忧心“国民阅读率不断下降”的今天，1980年代的阅读生活益加令人向往，宛如天堂。这一“经典时刻”的出现，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是改革开放的需要为阅读求知、思想碰撞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今天看来，一代人付出的艰辛、努力足堪自豪。经过十年波澜起伏的观念冲突、思想碰撞，改革开放渐成全社会各阶层的共识，这一历史进程不可逆转。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出版人、读书人以自己的方式参与了这一进程并做出了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