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3月，中央书记处批准商务印书馆重新建制的计划，此时的商务，“基本处于停业状态，老人
首先是出书规划。哪些书值得出、需要出，又如何分轻重缓急地有步骤出版，都需认真筹划。陈翰伯从三联书店拿到一份外国哲学社会科学翻译选题计划（这是1953至1954年，当时的中宣部、文化部、出版总署委托三联书店编辑部起草的，当时准备由三联书店牵头联合9家出版社出书，后来这一任务移交商务独家承担），其中列书近四千种。他调动起他在学术界的各种关系，遍访专家学者，根据轻重缓急和编译力量，“削去冗繁留清瘦”地选了1614种作为商务中长期的出版书目。这个规划，成为商务今后近四十年在学术译著方面的大纲。其中的一些重要项目，至今还在落实中，如近年出版的《琉璃宫史》就是此规划中的项目，足见当年规划之科学性与长远性。这份近期规划中，将16世纪到19世纪上半叶，西方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一些哲学、社会科学重要著作，作为优先组译的书目，其中又以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德国古典哲学）有关的著作为重点。
其次是人才问题。20世纪中期的中国时局动荡，八年抗战、三年解放战争，以及自沪迁京，使得商务的编辑人员出得多，进得少，所剩无几。虽有时代出版社并入，但对于进行国外名著出版这一宏大工程来说，人数和素质都颇为欠缺。陈翰伯在此基础上组织和培育出了一支高水平的编辑队伍。他从《学习》杂志带来的高崧、骆静兰和胡企林组成“三驾马车”，成为他业务上的得力助手，分别负责哲学、政治和经济等大类的业务工作。陈翰伯接收并延致一些有名声的“旧知识分子”和一些有才学但有“政治问题”的“右派”和名校毕业生进入商务。在那个时期，这种做法是要冒一定风险的。他也确实为此在“文革”中被批判为“招降纳叛”。另一方面，他还通过各种方式培育新编辑。组织编辑学习西方学术史和外语，鼓励他们进行翻译和写作练笔。
为寻访合适的译者，陈翰伯带领一些骨干人员遍访各地高校和研究机构，与学术界和翻译界广泛联系，请学者们认译或推荐译者。由此汇聚了如朱光潜、贺麟、周建人、王亚南等一批高水平的学者加入到这一工程中来。
另外，在当时，连寻找外文原书都颇费周折。馆里自有的原书极少，陈翰伯组织人员，到各地图书馆搜罗原著，如北京图书馆、北大图书馆、上海徐家汇教会图书馆、南京大学图书馆，甚至还借用专家和译者自己的藏书，及委托驻外机构代为购买。
今天我们已经很难想象，在当时出版有着各种“禁区”和“雷区”的环境下，要实践这样一个被当时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戏称为“搞洋务”的出书方针，需要遭遇何等的困难，面临何等的风险。商务不仅遭受到社会上的“向资产阶级捡破烂”、“为帝国主义张目”等批评，还受到过主管领导的直接批评。
在巨大的压力下，陈翰伯并没有中止这项随时有可能使他遭受灭顶之灾的出版工程，而是采取种种对策为译介出版争取生存空间。他一方面经常向中宣部汇报出版工作的进展情况，以争取到上级比如周扬的支持。另一方面，他提出给译著加序言和控制发行面两种对策。陈翰伯规定，每翻译出版一部译著，要在正文前加一篇“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批判性的序言”，名之曰“消毒”。为此，陈翰伯在馆里成立了“序言组”。他细心审查馆里编辑写的序言，往往字斟句酌、反复推敲，甚至亲自写序言。他还总结出了写作这些序言的标准：古典书从宽，当代书从严；学术问题从宽，政治问题从严；内部发行书从宽，公开发行书从严。这些序言，今天看来很多显得颇为可笑，但这些文字是当时商务出版工作的“保险阀”。在发行方面，采取的对策是，对于一些现当代的“有风险”的书控制发行面，不通过新华书店发行，搞内部发行，标上“内部参考，不得外传”。有的则直接印成“供批判用”的灰皮书形式。这些措施使商务有效地避开了极左思潮的干扰和攻击，得以高质量地出版了大量西学名著。这些著作也最终成为日后为商务赢来巨大声誉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前四辑200种的主要来源。
《现代汉语词典》这一国家级出版工程的试编写工作也是在陈翰伯入主商务印书馆后展开的，其间辛苦，实非后人所能想象。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现代汉语词典》与《新字典》、《辞源》等老品牌辞书一起，构筑成商务“工具书王国”的坚实基座，历史也不会忘记那些行苦役的“圣人”。
如果没有陈翰伯的斡旋和坚持，很难想象商务的学术出版事业能够生存下来。这位自称“青春办报、皓首出书”、“没有做大官却做了大事”的出版家，既在商务人的心中，也在中国的出版史上留下了一座丰碑。（本文参考了《品牌之道――商务印书馆》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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