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顾客是上帝。”范用信奉的是，朋友是无价之宝。他和丁聪有一条不成文法，以西单到西四这条马路为界，上路西的馆子，丁聪掏钱，上路东的馆子，范用付账。范用退休后，没有了“地盘”，后来三联书店在美术馆
自1959年范用在三联书店当总经理以来，正是他跟作者交朋友，在三联的周围团结了一大帮各界名人，确立了三联书店在文化人中的“圣堂”地位。
范用对于好书，有着特殊的天赋与敏感。1981年出版《傅雷家书》，是缘自他与楼适夷先生同去上海旅途中的闲谈。
他看过傅雷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不仅是文学上有极大的享受，更重要的是受到人道主义思想的感染。
他意识到傅雷与傅聪通信的价值，克服了种种出版的阻力(那时有人说傅聪是“判国”，出版此书是走白专道路)，出版了这本发行近二百万册的好书。
说范用，不能不提的是《读书》杂志。
1979年人民出版社党组讨论《读书》杂志，曾经决定，这本杂志如果出问题，由范用负责。但当年《读书》甫一落地，即招来种种责难与非议。创刊号头一篇文章李洪林的《读书无禁区》（原名《打破读书禁区》，发稿时被范用改为《读书无禁区》），引起了各界关于读书的大讨论。
范用告诉记者：“我是党员，当然要对党负责。《读书》每期清样我看了才签字付印，直到退休。至今未听说《读书》有什么问题。”
直到现在，范用也仍然每期必看《读书》，他认为现在的杂志有好文章，但是有的文章太专。在他看来，如今的《读书》“拔高”了。他希望《读书》办得适合像他这样的读者。
为什么今天书多了，真正的出版家却少了？不止一个出版界的人士提出这样的问题。其实从范用朋友们的题诗中也许可以找到答案。
汪曾祺曾打趣范用：“往来多白丁，绕墙排酒瓮。朋自远方来，顷刻肴馔供。偶遇阴雨天，翻书温旧梦。剪剪又贴贴，搬搬又弄弄。非止为消遣，无用也是用。”似无关主题。
黄苗子“揭露”范用：“一事未曾夸耀过，祖宗原是范希文。”似又不只如此。
自他幼年时期，放学后总要到书店里去看书。他清楚地记得，有三个店员从不干涉自己看书，不像有的书店店员，用眼睛盯着你，生怕你偷书，你看久了，脸色就不大好看。他甚至和其中的一位贾先生成了忘年交。以后他见到书店的朋友，常常讲起这个买书的故事。
范用说，开书店要广交朋友，包括小朋友，欢迎他们来书店看书，从小爱跑书店，长大了，准是个爱书人，准是你的顾客。
范用嗜书如命，视朋友为宝，他的周围团结着这样一批优秀的顶尖的作者，有什么理由出版不了上乘的好书呢？
今年6月，我来到位于玉蜓桥东南角范用的寓所，拜访了这位年过八旬的出版大家。范用躺在一张窄小的单人床上，右手边堆着高高的一摞书。他依然那么爱书。
十几年前，在外孙女许月竹的眼里，范用“看书快，写字快，走路快，吃饭快，就是喝起酒来，慢慢的”。
如今，这位“做什么事情都快的人”躺在床上，瘦削的身体显得像孩子般弱小。
屋子里满是书。照料他的阿姨说，这些书已是被整理过的，处理掉很多，要不然都插不进脚。
同去的朋友拿起一本旧书，斗胆问他：“这本书能送我么？”他拿过去反复摩挲着：“我就这一本了。”带去《我与三联》一书请他签名，他爱不释手，几乎贴近了鼻子，看封面，挨个看目录，翻开书又仔细看内容，看完又看封底。看完一遍，过一会，又要过来再看一遍。
范用，出版家，原名鹤镛，曾名大用，笔名叶雨。祖籍宁波镇海，1923年7月18日生于江苏镇江。1959年起先后任人民出版社副社长、三联书店总经理、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第一、二届理事。1985年底离休后，从未停止编稿、写文章、给出版社推荐稿件、设计封面，乐此不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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