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景端告诉记者，受命创办《译林》杂志，他的心情是诚惶诚恐的。首先，他并不是搞翻译出身，对外国文学并不熟悉；更重要的是，经历了文革，他知道做这份杂志是有风险的。《译林》该如何定位？译介时政、社科方面的文章，显然风险太大。若学当时《世界文学》杂志的路子，刊载已有定评的外国作家的经典名作，虽较保险，但缺乏新意。既然实行对外开放，就必须帮助读者了解当今世界特别是西方社会的现状。为此决定以“打开窗口，了解世界”为办刊宗旨，选登外国当代有影响的新人新作，包括健康的通俗文学。
没想到的是，创刊号就惹麻烦了。1979年，国内正在公映英国侦探影片《尼罗河上的惨案》，鉴于影片大受欢迎，李景端组织翻译了与电影同名的小说原著，刊登在1979年11月出版的《译林》创刊号上。杂志很受欢迎，印了40万册还供不应求。不料，当时外国文学研究界一位专家给胡乔木同志写了一封信，指责《译林》登《尼罗河上的惨案》和浙江出版《飘》是“趋时媚世”，说“自‘五四’以来我国出版界从未如此堕落过”，责问出版社“不知把社会主义飘到哪儿去了”。
这封信被批转给江苏省委处理。这对刚刚创刊的《译林》，其压力之大不难想象。幸好当时党中央强调，在文艺领域实行“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抓辫子”的“三不”政策。江苏省出版局党组经研究后，对《译林》杂志表示了支持的态度。随后，在中国作协召开的全国文学期刊编辑工作会议上，李景端阐述了杂志的观点，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在会议做总结时，中宣部部长王任重明确说：“耀邦同志同我商量过，《译林》的问题，就到此结束。”会后，那位专家特地邀请江苏出版局副局长陈立人和李景端去他家里，对这件事情表示了歉意。李景端告诉记者：“我们并不抱怨这位前辈，在极左思想的长期影响下，有些人思想上一时转不过弯来是可以理解的。后来我们和这位前辈还成了朋友。这场风波其实也有正面的作用，它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翻译界的思想解放，加快了对外国文学开放的步伐。”
80年代，《译林》这个窗口不断扩大，作品题材更加广泛，它译介的西方当今社会小说、经济小说、法律小说、悬疑小说等，拓展了读者的视野，促进了对外开放。有一次，江苏武进县的一家社办企业写信来，说看到《译林》刊登的美国小说中，写到客人进门先按“蜂鸣器”，希望杂志能够提供蜂鸣器的更多资讯，以便参照生产。还有一次，一篇作品讲到法国人喜欢吃蜗牛，浙江有位农民来信询问外国吃蜗牛的情况，说他也想养殖蜗牛搞出口。《译林》的窗口作用，由此可见。钱锺书先生曾写信对《译林》的办刊思路表示赞同，他说：“为了理解外国当前的社会，通俗流行的作品常常是较好的指南。这些事实是‘文艺社会学’著作里反复阐明的。”
李景端坚持对外开放更大的动作，则是组织《追忆似水年华》和《尤利西斯》的翻译出版。主持《译林》编辑工作一段时间以后，他对外国文学有了较多的了解，已不满足于仅仅介绍“健康的通俗文学”。他了解到，当时有三部西方重要名著即《追忆似水年华》、《尤利西斯》和《魔山》尚无中译本，便找相关人士请教。编辑韩沪麟提议着手组译《追忆似水年华》，立即得到李景端的支持。考虑到该书篇幅巨大，语言深奥，很难找到人独力担此重任，他们就解放思想，大胆起用中青年译者，采取既有分工、又重合作的方式投入翻译。为了保证翻译质量，开译前，责编向各位译者印发了统一的体例要求及人名地名译名表等；开译后，又多次组织译者交流部分译文，连书名译法，也是请一些法语学者投票选择后才确定。自1989年6月起，这部七卷本的巨著终于开始陆续出版。
《追忆似水年华》出版后，李景端又为翻译出版《尤利西斯》而四处张罗。他找过英语界一大批名家，均被婉拒，叶君健先生还风趣地说：“中国只有钱锺书能译《尤利西斯》，因为汉字不够用，钱先生能边译边造词。”他也找到钱锺书先生，钱先生则幽默地回答说，八十衰翁，翻译此书，无异别开生面的自杀。后来，李景端了解到萧乾先生在英国时曾研究过《尤利西斯》，便登门拜访，经过多次游说，终于得到了萧乾、文洁若夫妇接受译书的首肯。
《尤利西斯》在上世纪30年代，曾一度被西方某些国家视为“淫书”，并三次上过法庭，后来才得到平反。对此，萧乾在答应约稿时即提出：“这是名著，要出就不能删节。”起初，李景端对该书最后第十八章的性心理描写也没把握，曾设想要不要把这一章送给主管部门看一下，萧乾不赞成。在给李景端的信中，他写道：“我认为，那么孤零零地让他们去读那么一章，非把他们吓坏不可，反而会对全书印象十分不利。我认为，我们先要为《尤》制造些舆论……估计了解了这些之后，出版部门为国家荣誉设想，就不能不开绿灯了。”其后，萧乾果然用写评论、介绍国外评介、接受专访和答记者问等多种形式，在海内外报刊上广泛宣传《尤利西斯》的文学价值。1994年底，译林版《尤利西斯》中译本一字未删地出版了。
“我不知道萧乾的努力取得了什么样的效果，我只知道在出版《尤利西斯》中译本的整个过程中，一直都是畅行无阻的。回想起来，那时我和萧乾确实都多虑了。出版主管部门对我们出版和宣传《尤利西斯》，不仅没有出现任何干涉，而且还给予了积极的支持。”李景端多年后回忆说。
退休后的李景端，不断写文章，继续为翻译治劣、翻译维权，以及推动翻译出版有序发展而呼喊。回首自己的翻译出版生涯，他说：“《译林》杂志和译林出版社能在翻译出版方面有一点作为，首先是得益于改革开放的大环境。‘译林’这一滴水，折射出的是我国从封闭到开放的伟大跨越与历史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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