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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书,以及汉译名著

2009-10-14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孙周兴(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我有话说
在媒体转换的时代里,人与书的关系也大大变化了。想来也快。想当年,20世纪80年代,书对于我们生活的重要性恐怕是今天学子难以理解的,而我们对于书的态度,完全可以用“珍视”一词来加以形容。书是我们的宝贝,是我们追求和寻索的,是我们用来下功夫的。而相比之下,今天书是多了,爱书的人却少了。

80年代

初我在浙江大学上学,虽然不是学文科的(那时候的浙大是所谓“工科院校”,根本没有文科专业),但对于文学、哲学之类大有兴趣,故经常买文科的书。当时书出得少,买书也不容易,或有好书,是要抢购的。记得浙大的书店就在校园内,在司令台(学校大操场)后面的一排平房里,每逢新书到来,必排起长队,场面煞是可观。我去的次数多了,认识了一位叫“白阿姨”的售货员。每有书来,这位好心的老太太都会给我留着一本――也算是“走后门”一种了。转眼快30年过去了,许多人都淡了,许多事都忘了,却因为书的缘故,我竟至今还记得这位“白阿姨”!

商务印书馆的汉译名著系列,我想也是在那时,在浙大的书店里发现并且熟识的。

后来去山东教书,没教好,只好又回浙大念书,然后去南京念书,然后又回到杭州,终于念完了书,又教书,一晃就到了21世纪,才离开杭州来沪上工作。但无论到哪里,即便是在出差或者旅游中,书店总是经常要去的,去了书店,总是先去看看商务印书馆的“汉译名著”系列,特别是桔色的哲学名著。每每到了书店,都不免先去那里报到――这就是习惯吧?

到后来,由这种习惯渐渐演变出一种“偏见”:有没有商务印书馆的“汉译名著”丛书,有多少,是不是完全,在我竟成了判断一家书店品位的一个标准。记得有一次在西安出差,空下来时去逛了城里最大的一家书店,或叫书城,进去以后照例先去商务专柜。一看,桔色的,齐刷刷放满了好几架子,而且是需要梯子爬上去的那种高大书架,蔚为壮观。我当时就寻思:西安,毕竟古城嘛,真有文化的!

这些年居上海,刚开始听人说上海书城,或专程或顺便时也去了几次,但渐渐觉得不对劲,就懒得去了,大约也是上面讲的“偏见”在作怪了。好在上海书城的斜对面还有一家商务印书馆的专卖店,极可怜的小门面,内容是好的,形象寒碜了些,仿佛是在告诉人们:学术在上海,被闹猛的商业挤压得不行了。

上个世纪90年代的后期,我自己居然也在商务印书馆出书了,而且一发不可收,现在差不多成了商务的“签约译者”――我曾对商务的同仁说笑:我是给你们打工的,是你们的长工。从1997年的《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开始,至今已经出了七八种,加上待印的,已然有了十多种,而且已经有四种收入了“汉译名著”系列,分别是《在通向语言的途中》、《路标》、《面向思的事情》(合译)以及《权力意志》。这些个情况,当年作为地质专业学生在浙大书店里排队买书的我,是绝对想不到的。

事也怪。这些年因为书出得比较多了,或者也因为外部环境的变化,我对于书的感觉反而差了许多。同一本《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先在台湾时报出版公司出了繁体版,时为1993年,是我出版的第一本译著――顺便说一句,主事的廖立文先生是我碰到过的最认真的一位编辑。取得样书后,我的心情是何等欢愉!书做得也十分精致,蓝蓝的皮,厚厚实实的。心里头就想着时报好,廖立文好!

次年我在上海译文出版社出了一本《哲学的改造》,算是我在内地出的第一本译著。编辑是蛮严肃的,就是装帧稍有不足。尽管如此,我用自行车去松木场邮局把一大堆样书载回来以后,仍旧显得很满足的样子,带着一点遗憾和犹豫,还是给学界朋友寄送了一些,以为“存正”。

这是从前的心情了。现在出书,拿来样书,挑剔地看看,就插书架上了。或有装帧得漂亮一点的,欢喜一阵也就过去了,连寄送给人的念头都隐失了,哪里还有先前那种见书的得意和快乐呢!――我想,这肯定是不对的。

不过,时至今日,对于商务的“汉译名著”,我仍然是怀有敬意和好感的。不止一次了,我跟商务印书馆的同仁建议:应该多做些,快些做,开启民智,昌明教育,区区几百种名著怎么够呢?你商务是老大,该有老大的样子嘛!

现在商务印书馆重印以前出版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珍藏本)四百种,重新装修,整体推出,无疑是一件好事,是一件值得庆祝的喜事。但愿此举不只是总结,更是开启。总结之后,希望商务印书馆有更多更好的“汉译名著”出版――我以为:汉译名著,至少应该有千种以上!

这是我的希望。也许书的事业会越来越受到排挤,书的空间会变得越来越狭隘,但只消人类存活,思想存活,学术存活,就还需要经典,就还需要名著。再说了,我们还不能太健忘,总还得守住些什么。无论是写书的还是出书的,都还不能忘了那曾经的年代,曾经有人排着长队买书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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