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黄仁宇的诸多作品中，《汴京残梦》和《长沙白茉莉》恐怕要算知名度最低的。《万历十五年》出版以后，黄氏作品受到读者追捧，从早期的英文论著到后期的中文论著，几乎每一出版都会引起学界的热烈讨论和读者的普遍关注。也许这种遗忘并不是无缘无故的。黄仁宇生前只写过这两部小说，但是出版时却署了“李尉昂”的笔名。纵观黄氏作品，似乎只有这两部署的是笔名。作者为何这样安排？是否他自己也觉得这两部作品是“另类”？既然作者都犹抱琵琶，作品内容也似乎没有太多的噱头，读者自然不会买名不见经传的李尉昂的账，于是，它们顺理成章地被“打入冷宫”，即使黄仁宇先生的忠实粉丝也对它们知之甚少――人们只买大历史学家黄仁宇的账。
然而，它们终究还是出自黄仁宇的手笔。《汴京残梦》已于2005年在内地出版，而《长沙白茉莉》的简体中文版却于2009年才姗姗来迟。这部作品原用英文写成，1990年在台北时报出版社出版繁体中文版，后又于1998年在台北商务印书馆出版。笔者看到北京九州出版社出版的《长沙白茉莉》时，它正静静地躺在书店的历史读物书架上，清雅的封面分明诉说着它与邻居们的不同。翻开书的序言，赫然发现黄仁宇先生的声明：这是一部“时代”小说。小说怎么会被放到历史读物类？这本书到底是小说还是历史读物，抑或是别的什么？我试图从书中找到自己的答案。
《长沙白茉莉》讲述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发生在上海滩的故事。作品以一个湖南青年赵克明为贯穿全书的线索，描述了那个时代以上海―长沙为主轴的中国社会现象。青年学生赵克明受同班女友的影响，加入了马克思主义研习团，然后被派往上海参与中共与上海黑帮老大杜大耳的黄金交易，并被杜大耳利用，卷入上海工人罢工事件。作者特别声明，作品虽然“局部地渗杂了一些真人实事”，但是“此种背景上之情节以陪衬虚构之主题故事为宗旨”，这似乎说明作者的出发点是通过虚构的人物之眼来讲述虚构的故事。这样来看，《长沙白茉莉》是一部小说无疑。
然而，作为一部小说，《长沙白茉莉》似乎并没有那么吸引人。它情节较为平淡，语言的感染力也稍有欠缺，没有悬疑惊悚的悬念和伏笔，亦无波澜壮阔的大场面，叙述中常夹杂着旁白似的解释性话语，更重要的是，作品中的主人公始终只是一个线索，他的性格和命运都被淹没在故事的背景之下。相较之下，故事中的女主角、外号“长沙白茉莉”的交际花胡琼芳似乎更出彩，难怪作者要以“长沙白茉莉”作为书名。
但是，对《长沙白茉莉》的解读到此并未结束，因为我从字里行间似乎寻找到另一种可能：我看到历史正以另一种表达方式浮出水面。翻检一下并不遥远的历史，书中所写的“青帮老大、上海黑社会总司令”杜大耳无疑就是大名鼎鼎的杜月笙。作者借一个涉世未深的湖南青年之眼，将青帮与国共两党及殖民势力之间扑朔迷离的关系、上海工人运动的风云变幻以及杜月笙势力掌控下的上海市井社会和盘托出。赵克明所看到的人和事，正是那个惊天动地的时代的缩影。比如，为了说明上海青帮的势力范围，作者让赵克明去和测字的、拔牙的以及开租书店的人打交道，使读者对旧上海帮会势力的横行及组织规范有所了解。作者的种种努力，是将角色放置在时代的背景下，通过角色的种种遭遇，表现拉扯着这个特定历史时空的种种力量，让读者感受大历史中小人物的踟蹰无奈，探究小人物背后大历史的波澜壮阔与鲜活生动，进而窥见历史的形貌，这与他一贯提倡的“大历史观”不谋而合，可谓与其非虚构性历史作品殊途同归。
1985年，时年63岁的黄仁宇在台北版的《万历十五年》自序中第一次明确提出“大历史观”（macro-history，亦即“宏观历史”）的概念，提倡“将宏观及放宽视野这一观念引入到中国历史研究里去”，而不主张纠结于事件的微观层面。在他看来，大历史观不是去研究诸如秦始皇焚书坑儒是听取谁的意见，交由谁付诸实施的具体过程，也不去是去进行武则天秽乱春宫的道德批判，大历史观要求对中国历史整体的认识和把握，了解中国历史发展的趋势和走向，洞悉其背后深刻的自然环境、经济和文化因素，从而“把一切事件的发生，均纳入历史的潮流中”。也许在黄仁宇看来，历史永远比最优秀的小说精彩百倍，《长沙白茉莉》正是其“大历史观”的又一次实践，是作者在以一种更加另类的方式探究历史的另一种书写可能。在我看来，与其说《长沙白茉莉》是一部虚构的文艺作品，毋宁说它是一部普及历史的通俗读物。至此，我终于理解书店将此书归在历史读物类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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