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上中学时，就经常从父辈和老师那里听到对商务图书的赞扬和推崇。虽然那些装帧朴实大方、书名令人肃然起敬的书籍，于我犹如“天书”，但心中已萌生阅读、理解这些书的强烈愿望。家中因父亲喜欢阅读颇有一些藏书，印象最深的商务版书是1963年版的《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可能是因为喜欢读法国小说，这本与法国有关的书吸引了我。这大概是我和法国哲学的最初接触。中学梦寐以求想上北大中文系的我，后来阴差阳错，竟去学了法语，走上了法国哲学翻译、研究之路。我常常会问：商务的这本书莫非是命运暗示的符号？
1967年，由于政治原因，我不得不中断学业回国。两年后，从柏各庄军垦农场返京，被分到一所外语学校当法语教师。那时虽然下乡、下厂活动频繁，但相对而言，气氛宽松一些，大家经常通过各种途径找书读，交换书。特别到了文革后期，竟可寻觅各种机会去所谓“内部”书店淘书。那时常去的是朝阳门内小街附近的内部书店，还有灯市东口的中国书店（书店大厅里面的一间“内部书库”）。当时主要对一些文学、历史、传记类的图书感兴趣。不过在一些朋友的影响下，我还真是买了不少哲学和文论方面的书。比如我淘到了商务文革前1960年版的《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德国哲学》、《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1961年版的《古希腊罗马哲学》，这些书都属北大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主持编译的《西方古典哲学原著选辑》，还觅得蓝公武先生译的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那时学校的报告会、批判会、讨论会层出不穷，我经常带上其中一本到会，包上个书皮在一个角落里读。老实说，当时读书并没有什么明确的目的，只是对现实茫然、失望，希望从书中找到寄托。虽然对这些书的理解非常肤浅，但我却从中领悟到了一点：那就是这些书探索、讲述的是另外一个世界，一个如法国哲学家、科学家、诗人巴什拉（G.Bachelard）所推崇的与现实相隔有距的世界、一个远离功利目的、超越实际成败的精神世界。这是我在走上哲学研究、翻译之路前，对商务版的西方学术名著译本的最初感触。应该说这对我以后的做事、做人的态度和立场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1970年代末，我离开工作八年的外语学校来到北京大学外哲所，开始了我的法国哲学的教学和研究之旅：起点是萨特的存在主义。三十多年转瞬而过，其间遭遇的艰难、挫折、困惑、彷徨难以尽述。而我唯一能够自慰的是：我这个从未受过系统哲学训练的“老学生”能够在这个地方坚持下来，没有放弃，虽然远未尽人意。其重要原因之一，是因为有好书指引、陪伴。所里几位老先生和师长不止一次诚恳地向我建议：一定要认真阅读《西方古典哲学原著选辑》，那是进入西方哲学研究的敲门砖，也是自身哲学训练的基础，不管研究哪个学术流派，哪个西方哲学家，都要以读经典原著打底，尤其对我这样“没底”的人。后来我才知道，这些前辈中的许多人，实际上都参与了这套译丛的组织、翻译、编辑等工作。他们严肃认真的治学态度，特别是一丝不苟的文风和精致、顺畅、传神的译文，都树立了汉译西方学术研究的榜样。商务的这些书至今还是我在教学、研究、翻译中经常使用的参考书。记得1980年我出国进修，带去的中文书中就有那本《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还有商务出的后来也收入“汉译名著”的罗素的《西方哲学史》。
1982年底，我结束了两年的访问进修回到国内，开始翻译一些法国哲学原著。在翻译过程中，商务的西方经典原著译本成为实用而有效的参考书。记得在与陈宣良合作翻译萨特的《存在与虚无》及其解读课教学过程中，曾参考商务60年代出版并内部发行的《存在主义》。找这本书颇费一番功夫，最后是在朱德生先生那里借到。这个译本收入了徐懋庸先生节译的萨特（还有杨一之先生节译的梅洛-庞蒂，熊伟先生节译的海德格尔等），徐先生和其他老前辈的译文典雅、考究，行文流畅、通达。商务长期形成的这种翻译传统，影响了此后几代人。更让我高兴的是，徐夫人王韦阿姨得知我参与翻译萨特著作，非常热情地把萨特的《辩证理性批判》（第一分册，方法问题）和加罗第的《人的远景》的徐译本送给我。这些书也都是文革前商务出的内部书，对我的影响、帮助很大。在此期间，我经常请教的商务汉译书籍还有：王炳文、张金言先生翻译的《现象学运动》（施皮格伯格）、《当代哲学主流》（施太格缪勒）；李幼蒸先生等翻译的《哲学主要趋向》（利科）等……我至今对那时候读到的“汉译名著”怀有“仰慕之心”，真诚认为那样的译文境界于我永远是“可望而不可及”。我也一直认为，西学经典的中文译本，不但不懂外文的读者需要，懂外语的读者或学者同样需要。不同译文的境界、内涵和中文根底的比较，有助于更加深入地理解原文的内涵。
上个世纪90年代之后，我的法国哲学的翻译、教学、研究的范围有所拓宽，我也在商务出过专著、译著，编过译丛，这使我与商务的“汉译名著”的接触越来越频繁，也越来越亲密。在翻译萨特的《自我的超越性》、《想象》（上海译文）以及德里达的《宗教》等书的过程中，“汉译名著”仍是我经常请教的老师。比如王太庆先生翻译的《谈谈方法》（笛卡尔）、何兆武先生翻译的《思想录》（帕斯卡尔）、《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康德）、李幼蒸先生翻译的《纯粹现象学通论》（胡塞尔）、孙周兴先生翻译的《路标》（海德格尔）、陈中梅先生翻译的《诗学》（亚里士多德）等诸多优秀译本，都是我和学生课上课下常常参看必备之书。我也发现，我书架上排列的商务汉译名著的“队伍”越来越长：主要是桔黄色的，还有绿色、黄色、蓝色的……我常常会问自己，如果没有商务的“汉译名著”，我的学习和工作、甚至人生会和现在一样吗？
我们常说要理性地生活，其实就是说要学会“敬畏”，也就是要学会“仰望”。三十多年来，我始终“仰望”着商务推出的这些世界学术名著。这种源于内心的“仰望”，是诸如“汉译名著”这样的好书教给我的。在当今这个功利、实惠的世界，“仰望”并非轻而易举之事。因为“仰望”不能生来有之，需要努力才能做到，所以必须传授“仰望”。商务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传授的正是这难得的“仰望”。为此，感谢商务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也因此，值得珍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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