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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学者评说“史语所集刊”

2009-10-21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王洪波 记录整理 我有话说

傅斯年与“史语所集刊”

■葛兆光(复旦大学教授、文史研究院院长)

《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在中国人文学界的地位是公认的。它连续出版了80余年,在中国现代学术期刊中极为少见。它被收入国际上权威的A&HCI(艺术与人文社会科学

论文索引),表明它得到了国际学界的认可―――据我了解,内地还没有任何期刊被A&HCI所收录。

在我看来,“史语所集刊”有三个突出的特点。第一,傅斯年在《集刊》创刊号开宗明义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提出“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后来,《集刊》忠实贯彻了傅斯年重视史料、强调科学方法的理念,因此,80余年来,《集刊》重视实证的传统是一以贯之的,上面刊登的基本上都是扎实的文章,而很少空头文章。第二,傅斯年虽然很强调重视史料,但绝不是主张回到乾嘉去,做那种不带有问题意识的纯粹考据。他很重视新材料、新问题、新方法,因此,看这80年的《集刊》,你可以发现,其中很多文章是超越于乾嘉诸老的,提出了新的问题,开拓了新的领域,反映了传统人文学术从旧到新的变化。第三,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最后一句话是:“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的正统在中国!”这句话大堪玩味。从中我们看出,傅斯年有强烈的与外人争胜的民族主义感情,他不能容忍东方学研究的中心在法国、在日本,他期望中国夺回东方学的正统地位,并在世界学术之林占有一席之地。《集刊》一定程度上是寄托了傅斯年这一愿望的。我一直觉得,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最成功的学术机构有两个,一个是短命的清华国学院,一个是长命的史语所,而史语所的成功,《集刊》贡献良多。

“史语所集刊”也不可能是完美的,无论1949之前,还是今天,都有一些批评的声音。80余年来,它也经历了一些变化,比如,1949之前,《集刊》中古史的研究是很强的,但现在中古史的文章已经非常少了,毕竟,台湾和内地隔绝已久,台湾学者很难接触到新的材料。但《集刊》的文风是有延续性的,它也一直坚持非常严格的审稿,这些方面,值得内地学习借鉴。

《集刊》让年轻学者连篇累牍发文章

■荣新江(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在1928~1949年这一个阶段,“史语所集刊”确实代表了中国人文学界的主流和最高水平。那时,学术界整体上比较活跃,期刊不少,像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学术机构都办有自己的学报,但这些期刊都有强烈的派别意识,在整体水准上无法与“史语所集刊”相抗衡。那时的《集刊》办刊方面很有气魄,经常有一个作者在一期上发多篇文章的情况,甚至有时是一个作者“包圆儿”,这在今天不可想象。一个学者创作力旺盛的时候,就应该让他连篇累牍地发文章,这样才有利于出人才。在1949年以后,“史语所集刊”只能说代表了台湾人文学术的主流。早期的时候,《集刊》只发所内学者的文章,到后来才向所外开放,近年则是面向全世界,除了台湾学者的文章外,来自内地以及国际上的稿件也不少。

中华书局这次以影印的方式出版《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论文类编》,意义非常大。1949年以后,《集刊》移师台湾,内地就很难见到了,内地各大图书馆甚至搜罗不到一套完整的《集刊》。上世纪80年代,中华书局影印出版了1949年以前的《集刊》,这次又将1949年以后的《集刊》收入进去,为内地学者、学生使用《集刊》提供了方便。

记得1984年我到荷兰莱顿大学汉学研究院留学,研究院图书馆里有全套的《集刊》,我就整个浏览了一遍。更幸运的是,他们收藏的《集刊》不止一套,复本允许我拿走,这样,我回国时就“白拿”了很多本《集刊》。他们那里还有台湾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三民主义研究所等各种杂志,也有复本,一般的刊物,我只取其中有价值的文章,而《集刊》多数文章都很好,我就整本整本地带了回来。

现在中华书局出版的《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论文类编》有几个优点:一是收文很全;二是采取原样影印的方式,没有任何改动;三是它是分类编辑的,不同学科的学者查起来很方便,也便于从学术史的角度进行观照。“史语所集刊”的大多数文章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很多文章,相关学科的研究者和学生是绕不过去的。当然,像陈寅恪、岑仲勉、王叔珉等人的很多文章都已结集出版,但如果引用的话,最可靠的还是以原刊杂志为准。其实国外很多学者的论文集,都是按论文最初发表时的样子影印的,保留了原来杂志的页码。

两岸学术应取长补短

■李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我最早接触“史语所集刊”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那时我在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所里每周有一天时间开会学习,开会是在资料室。资料室里就有最新的“史语所集刊”,我常常在开会时翻阅。

解放前,中国的新史学不止一支,史语所是官办的一支,左翼史学是在野的一支,前者掌握着国内最多的学术资源,网罗了最好的学术人才,做了一些很好的研究,那时国内最重要的考古工作都是史语所做的。史语所推动考古学的发展,改变了历史学的研究传统;引入西方语言学的方法,改变了传统的小学。1949年,史语所迁台,客主易位。傅斯年强调“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但离开大陆,没有天,没有地,“动手动脚找东西”,就不太容易了。特别是李济、张光直等先生,考古新材料,他们接触不到,很无奈。他们带到台湾的材料,当然可以继续整理,但终有枯竭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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