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背后的文化网络

2009-11-04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程光炜 我有话说

在对现代教育进行考察的过程中，麦克・F・D・杨的《知识与控制》认为，教育在本质上对关于“筛选”的构建，而且这种筛选，是在更为复杂的经济和“分层制度”的模式中进行的。比如，它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大纲，确定课堂知识的性质、范围和内容。又比如，教师可以按照自己的“文学经典”标准，决定讲授哪些作家的作品，而不讲授或删去哪些作家的作品，并对前述作家作品的“时代背景”、“创作倾向”和“艺术风格”，作出一定评价。在此基础上，使学生形成对“文学史”的“想象”。这即是课堂和教师的“科目视角”。作者说，科目的视角可以概括为知识的构成方式及其象征意义，而这些象征意义在制度上指向的是关于普遍性的问题。它们包含社会认可的解决问题的方法论，以及对于他们将要取得的答案来说十分关键的合法性标准。通过时间的检验，它们形成了习惯性的思维方式，而个体的现实正是通过这种形式而得以建构的；换句话说，它们成为了想当然的知识积累的一部分，所以，也成为社会认可的知识。

在讨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构成上，“文学叙事权力”这一问题之所以有意义，原因在于，它包含了进入问题的有效性。一方面，它使得我们有可能与已成为文学史“知识”之间进行对话；另一方面，我们有可能进一步探讨它所具有的文化领导权的社会角色。我们注意到，在社会时势、知识集团、文学与群治、文学与政治、出版、读者、大学、城市、作家作品、人物形象等等之间，存在着一种权力意义上的“文化网络”。正是这一文化网络的联姻、对峙、融合和冲突，促成了文学史的生产和文学知识的生成。而且权力研究关注的不仅仅是经验的现实，还通过大量、不断地多样的分析和解释，发掘出文学史文本中原不存在的，需要花费很多辛苦和精力才有可能发现的文学史文本更多的构成因素。通过这些研究将会显示出当前文学史研究存有争议的前提和因素到底是什么。通过这些文学史构成的讨论，是想重新审视在传统的文学史研究中未能质疑的所谓“历史选择”的正当性。

因此，我们要探讨的问题，不光是指那些外在的、公开的权力的实施，也包括了那些内在的、隐蔽的过程。这些问题将会被纳入我们研究的视野：大的、公开的权力是如何被分化成一个细节、步骤和办法的，它们怎样在一次论争、讨论或争辩中体现出来的；它们怎样以隐蔽的形式来进行，比如，是怎样借助于批评家的个人声望、社会身份、出版物、杂志、宣言、声明、序跋、处境遭遇、历史同情等等因素，而对公众发生潜在影响的；它们是如何由非体制的东西，建构成体制性的东西，实现了理论、知识的重新分配并进而掌握其主动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