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时间跨度为例，商务版“汉译名著”包含了近现代的作品，更包含了许多难翻译的人类早期的名著，其他出版社在短时间内不可能撼动商务印书馆在此板块的“霸主”地位。
做好汉译名著的出版工作，主要比的不是财力和勇气，而是比学术积累。一个出版社要花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形成自己的传统，培训出一大批优秀编辑、积累一群或几代优秀译者，并且得到读者高度认可。这些靠短平快、“抢滩”是做不到的。相反，“速成”有可能糟蹋学术名著，这样的反例国内也是存在的。
如今35－60岁的中国学者，没有读过商务版“汉译名著”的人，几乎不存在。在我的同行中，差不多每人至少购进一百到两百种。我在北大读地质学本科时，就购买过卢梭的《忏悔录》和《社会契约论》、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柏拉图的《巴曼尼得斯篇》等。当时虽然看不大懂，但为以后由理科改文科做了准备。我在中国人民大学读硕士时，班里有位同学，省吃俭用，自费购买了几百种汉译名著（不限于商务版，但以此为主），这些书在床边码起了一道墙。
就我所从事的科学哲学、科学史、科学社会学专业而言，“汉译名著”对大家的帮助非常大，因为商务非常重视自然科学总论、科学史、科学思想、科学文化著作的出版。2009版的“汉译名著”中，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人类的由来》、怀特海的《科学与近代世界》、马赫的《感觉的分析》、石里克的《自然哲学》、罗素的《数理哲学导论》、维纳的《人有人的用处》、庞加莱（彭加勒）的《科学与假设》、丹皮尔的《科学史》、沃尔夫的《十六、十七世纪科学、技术和哲学史》、赖欣巴哈的《科学哲学的兴起》、胡塞尔的《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默顿的《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和《科学社会学》、魏根纳的《大陆和海洋的形成》、海森伯的《物理学和哲学》、古德曼的《事实、虚构和预测》、哈特向的《地理学的性质》、玻尔的《尼耳斯・玻尔哲学文选》等，与我们的专业直接相关，间接相关的就更多了。没有读过这些书的绝大部分的人，可以说在科学文化上将会是个文盲或半文盲。
对于学者而言，“汉译名著”只起入门作用，因为专业研究要直接研读原著。不过，对于社会上绝大部分读书人而言，中译本可能就是他们接触经典的主要途径。因而译本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文化传播的效果。长期以来，商印版“汉译名著”经受了考验，得到了读者的高度认可，形成了一个重要品牌。
中国在历史上曾长期是自高自大的国度，并不把本国以外的世界优秀文化遗产当回事（佛教算例外）。只是到了相当晚近的时代，在饱受列强欺侮之后，才羞羞答答地学习人家的长处。准确地说是，先器物后文化。器物易学、文化难学，此进程到现在也不敢说进展得相当顺利。
如果考虑多种时空尺度，各种文化难分高下，文化相对主义恐怕是相当有道理的。大力传播并虚心学习世界优秀文化，并不必然导致背叛自己的祖宗，毁灭自己的本土文化，虽然有那样一种可能性。作为一个大国，怀着开放的心态，多了解一下古往今来的各种思想和心灵，对我们并无大的害处，也许会有相当的好处；相互交流、合作共生，对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肯定有好处。商务汉译名著，伴随中国的社会发展而发展，它本身就折射了中国的近现代史。作为一名读者、译者，我祝愿商务印书馆在传播人类优秀文化方面继往开来，胆子再大一点，出版的品种再多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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