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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墨三记》中的文史差错与表述欠周

2009-11-04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陈鹤 我有话说
近年来,方继孝先生坚持不懈地收集近现代学人的墨迹信札,已然蔚为大观。更可贵的是,方先生并不秘藏这些珍贵的信札,而是将其集结出版奉献给学界同仁。迄今为止,《旧墨记》系列书籍已经出版了五部之多。笔者对其中的《旧墨三记:世纪学人的墨迹与往事》(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版)披阅再三,深感这些吉光片羽实为研
治中国近代学术史不可多得的材料。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本书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文史差错与表述不周,今笔者将自己的一管之见记述如下,以求教于方先生及广大读者。

一、第2页“据郑逸梅《艺林散记》记载,1936年,英国伦敦举行国际笔会,邀请中国代表参加。”《艺林散记》当为《艺林散叶》。此书为掌故大师郑逸梅先生(1895―1992,江苏苏州人)的代表作之一。郑先生根据唐人元稹《遣悲怀》中的名句“野蔬充膳甘长藿,落叶添薪仰古槐”为是书命名为《艺林散叶》。方先生所引的本事见于该书第4182条。另外在第196页又把此书误为《艺林散页》。

二、第3页“1898年,李鸿章赴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马关条约》签订的时间当是1895年4月17日。

三、第10页“郑文焯”的注解中“《词源斟律》”当为“《词源?律》”。“?”字的本义是量谷物时用器具使谷物与斗斛平齐,故亦指刮平斗斛的器具,引申为主持公平。在古代“?”与“校”相通。

四、第74页“陈柱尊”的注解中作者标注其生卒年为(1889―1944)。然据《陈柱学术年谱》(陈柱字柱尊,张京华、王玉清编著,《广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陈柱尊先生的生年当为1891年。

五、第87页“1963年1月,朱家骅在台北的‘中央研究院’院长任内去世。”事实上,朱家骅去世时已不再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职务。据《胡适年谱》(曹伯言、季维龙编著,安徽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和台湾“中央研究院”公布的资料,朱家骅于1940年9月至1957年10月任“中央研究院”代院长,此后由胡适任院长(1957年12月―1962年2月)。胡适不幸于1962年2月24日突发心脏病去世。“中央研究院”第四届评议会于3月31日举行临时会议,票选王世杰、朱家骅、吴大猷三人为该院第四任院长候补人,4月28日经时任台湾当局最高领导人(“总统”)的蒋介石特任王世杰为院长,王遂于5月15日就职。

六、第99页“1991年(钱穆)病逝于台北”。钱穆先生逝世的具体时间当是1990年8月30日。

七、第97页提到冯友兰先生的名著“贞元六书”,但作者将其中的“《新事论》”误为“《新世论》”。冯先生在此书的“自序”中阐明了书名的缘由:“此书(《新理学》)成后,事变益亟,因另写一书,以讨论当前许多实际问题,名曰《新事论》。事者对理而言,论者对学而言。讲理者谓之理学,说事者谓之事论。对《新理学》而言,故曰《新事论》。”

八、第107页提到“他(周太玄)在四川大学理学院任院长时写给伯嘉先生的信,即是一证”,可惜未能进一步说明“伯嘉先生”即商务印书馆的李泽彰(伯嘉)。李泽彰(1895―?),字伯嘉,湖北蕲春人,曾任商务印书馆经理。《张元济全集・书信》(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收张元济致李泽彰书信五通,李泽彰致张元济书信一通。

九、第152页潘菽先生的生卒年作者注为(1889―1988)。潘菽先生出生的具体时间当是1897年7月13日。

十、第157页收有“罗隆基写给新桂同志的一封信”,惜未进一步说明“新桂”即建国初“民盟”的重要领导人陈新桂先生。

十一、第182页作者提到史学界的“五朵金花”,并解释为古史分期、近代史分期、资本主义萌芽、农民战争及民族问题这五方面的讨论。事实上,在“五朵金花”中有“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没有“近代史分期”。在上世纪50年代中国史学界十分热衷于探讨这五个问题,于是当时有人借用一部非常著名的电影的名字,形象地把这五个问题戏称为史学界的“五朵金花”。

十二、第218页“姚名达致莲生信札”。据该页所附图版,“莲生”当为“莲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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