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学的语文课，有语言和文学两方面的内容。语言方面，是学会把话写通；文学方面，则是学会感受、品味、理解文学作品的“文学性”，并能写出具有一定文学性的文章。作文，是中小学语文练习的重要方式。老师是从语言和文强调文学批评的“语文品格”，就是要求我们在从事文学批评时，把话写通、写好。我们今天的文学批评，“语文”方面的问题，恐怕是比“学术”方面的问题更值得关注。话写不通、写不好，是今天的文学批评中并不罕见的现象，有着随处可见的低级错误。
空口无凭，须举例为证。而我最近读到的一篇批评文章，恰好可提供充分的例子。多年前，在旧书店买到《一个民族已经起来――怀念诗人、翻译家穆旦》这本书，书由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年11月出版。这是一本穆旦纪念集，收录了二十多篇回忆、怀念、介绍、研究穆旦的文章。书买回后一直未认真读。最近因为有学生以穆旦为论文题目，便将这本书找出，想仔细看看。应该说，对于研究穆旦来说，这是一本不无参考价值的书。但书中收录的蓝棣之教授的《论穆旦诗的演变轨迹及其特征》一文，却让我读来颇感痛苦。这篇谈论穆旦诗歌的文章，至少有一万字吧。我硬着头皮读了三分之一，实在读不下去，只得放弃。说实话，这篇文章中的“语文问题”实在太多了，多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不妨从我所读过的前面三分之一部分，举出若干例子。
蓝先生的文章，开头一句是“穆旦是40年代诗坛一位重要的有影响的诗人，同时又是著名的翻译家。”这开篇之句，就是大有问题的。如果是对穆旦所知不多的人，一定会以为40年代的穆旦，就既是著名诗人，又是著名翻译家了。这里的“同时”，只能是“同”40年代之“时”。但实际上，在40年代，穆旦还只是一个诗人，并未成为“著名的翻译家”。穆旦是查良铮发表诗歌时的笔名。查良铮在50年代才成为一个翻译家。50年代初，查良铮从美国回来，发现无法从事诗歌创作了，于是便投身翻译。从1953年到1958年，被称作查良铮诗歌翻译的“黄金岁月”，而他的翻译作品，发表时署真名“查良铮”或笔名“梁真”。所以，40年代并没有“著名的翻译家”穆旦，50年代才有翻译家“查良铮”或“梁真”。作为穆旦研究的“专家”，蓝先生不可能不知道这些常识，他之所以写下这种会误导读者的句子，还是一个表达能力的问题。仔细追究起来，这句话的“语文问题”还不只这些。“诗坛”后面应该有一“上”字，这其实是不能省的。而“重要的有影响的”，有两个定语连用，可算是叠床架屋，其中之一纯属蛇足。
在接下来的论述中，蓝先生写道：“猜想起来，他是把几位优秀浪漫主义诗人的作品作为人类的文学遗产来介绍的。”这“猜想”实在“起来”得匪夷所思。作为翻译家的查良铮，几乎翻译了普希金全部的诗歌，翻译了拜伦的74首短诗和长诗《唐璜》，翻译了雪莱的74首诗、济慈的75首诗……在查良铮心目中，这些诗歌不是“人类的文学遗产”还能是别的什么吗？
接下来，蓝先生又说：“或许我们可以说，翻译介绍浪漫主义诗人是他的职业，而创作现代派诗歌是他的生命体验，是他那复杂的思想感情和不安的灵魂的痛苦追求。他的诗对他来说是更内在和更真实的。他的诗所表现的，是他深层的文化心理。”这番话，是否切合诗人穆旦和翻译家查良铮的“实际”，姑且不论，单是“语文”方面，就问题颇多。“创作现代派诗歌是他的生命体验”，是说创作过程本身是一种“生命体验”，还是说创作所表达的是“生命体验”？“是他那复杂的思想感情和不安的灵魂的痛苦追求”，就更让人费解了。“复杂的思想感情”是否与“不安的灵魂”共同作为定语修饰“痛苦追求”？如果是，那么，“复杂的思想感情的痛苦追求”又作何解？如果不是，“复杂的思想感情”就只能与前面的“生命体验”并列，共同作为“是”的宾语。但“创作现代派诗歌是他的复杂的思想感情”，这又成什么话呢？
接下来还有这样的话：“穆旦在诗创作的道路上苦苦追求了一生。这是一个真正内行的求索。而且他求之甚深。”“内行的求索”该怎样理解？“求索”者，寻求、探索也。正因为有未知、有迷茫、有困惑，才有“求索”。而“求索”则既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内行”，则表示某方面知识和经验十分丰富。“内行”与“求索”，像春花与冬雪、星月与泥泞，是很难碰在一起的。“内行的求索”这样的表述，有点像“炎热的寒冬”、“肥胖的瘦鬼”，让人难以捉摸。再说，既然“苦苦追求了一生”，又何须再“而且”一下呢？而且，在诗创作的道路上求之甚“深”，又表达了怎样的意思呢？以“深”来说明文学创作的追求，也是让人不好理解的。
上面是从蓝棣之文章的开场白中举出的例子。一千多字的开场白后，是正文。正文共有四大部分。下面再从第一部分举出几例。第一部分以这样一段开头：“穆旦在1937至1948年写的诗，从内容上看，大体上有两类。一类写现世的感情，写青春，写灵与肉的冲突；另一类写对社会人生的感受，社会中的个人命运和体验。两类诗比较，后一类诗在数量上稍多一些。”这里的分“类”，实在分得古怪。“现世的感情”为什么与“社会人生的感受”不能属于同一“类”呢？而“青春”和“灵与肉的冲突”，又为何要与“个人命运和体验”分属两“类”呢？
再往后，蓝先生写道：“也许是最初的爱情使他疲倦，初春的梅雨太忧郁，他要去寻找异方的梦。”“初春”哪来的“梅雨”呢？“梅雨”者，“黄梅雨”也，也就是“梅子黄时雨”。有“梅雨”的地方,“入梅”总在阳历六月上中旬。
蓝文第一部分以这句话结束：“这里说的是人生的哲理和人所处的存在的状况，带有宿命论和存在主义的味道。”“人所处的存在的状况”，这是典型的“病句”了。所谓“存在的状况”，当然是“人”之“存在”的“状况”。这“状况”是与“人”的“存在”同时出现的，没有“人”的“存在”就没有“状况”。在“存在的状况”之前加上“所处的”，则“存在的状况”就成了先于“人”、独立于“人”而存在的东西，那岂非咄咄怪事？至于“人生的哲理”和“存在的状况”，也并不属于同一逻辑层面，实在不能用一个“和”字把二者绑在一起。而“宿命论”与“存在主义”，似乎也难一锅煮。
以上的例子，来自蓝棣之文章的开场白和第一部分。这些都是语法和逻辑方面的问题。而即便没有这些问题，蓝棣之先生的文章也是令人难以卒读的。文学批评文章，自身也应该有起码的“文学性”。文学批评家也被称为“文学家”。而作为“文学家”的批评家，自身也应该有起码的“修辞能力”；当他从事批评时，也应该有起码的“文章意识”。换句话说，文学批评家，也应该力求把文章写得“漂亮”，也应该讲究文章的“神”、“气”、“韵”。而读蓝棣之先生的这篇《论穆旦诗歌的演变轨迹及其特征》，我仿佛看见他在拼命挤一只已干结的牙膏，每一咬牙使劲，都只能挤出干巴巴的一点点。
我与蓝棣之先生并无任何私人恩怨。选择蓝先生文章做例子，一来因为恰好在此时读到了这篇文章；二来，则因为蓝先生文章在“语文”的问题方面，确实具有典型性。蓝先生文章中存在的问题，是不同程度地存在于近几十年间的许多批评文章中的。一些比蓝先生更有声望和地位的人，也同样经不起语文方面的分析、挑剔。这些年，我们这些所谓的“批评家”，总说当代作家先天不足、文化修养不行，创作出的文学作品因此缺乏文化蕴涵，其实我们自己何尝先天“很”足、文化修养“很”行。今天从事文学批评的人，同样有一个亟待提高文化修养的问题；而提高文化修养，则应从提高语文水平开始。――毫无疑问，我丝毫没有理由把自己排除在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