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诸多议论，使我想起了美国著名作家约翰・巴斯的一篇文章――《枯竭的文学》。巴斯的这篇文章发表于1967年，距今整整40年的时间了。《枯竭的文学》发表之后，在美国引起了关于批评之死或文学之死的讨论。后来，从国内外学者那里也时常听到关于文学或批评死亡的噩耗，巴斯当年说的话还经常被当做有力的证据被引用。但是，可能不大有人注意，巴斯所说的“枯竭的文学”是有特别对象的。他是指实证主义或现实主义文学的枯竭――当然，后来的历史证明事实也远非如此。巴斯之所以这样说，与他当时正处在文学新方向的前沿大有关系，他那时正在试图摆脱“文学”的规约，创造一种更新奇的文学。40年过后的今天，文学的可能性已经远远大于巴斯的时代。如果是这样，对文学的绝望或怨恨，事实上与对新世纪文学的解读方式有关。
2003年，赵京华先生翻译出版了日本文学批评家柄谷行人的《日本现代文学起源》一书。在中文版序言中，柄谷行人说：“我写作此书是在1970年代后期，后来才注意到那个时候日本的‘现代文学’正在走向末路，换句话说，赋予文学以深刻意义的时代就要过去了。在目前的日本社会状况之下，我大概不会来写这样一本书的。如今，已经没有必要刻意批判这个‘现代文学’了，因为人们几乎不再对文学抱以特别的关切。这种情况并非日本所特有，我想中国也是一样吧：文学似乎已经失去了昔日那种特权地位。不过，我们也不必为此而担忧，我觉得正是在这样的时刻，文学的存在根据将受到质疑，同时文学也会展示出其固有的力量。”
柄谷行人上面这段话，我在批评一个作家的时候曾经引用过。我感到震惊的并非来自柄谷对文学命运的基本判断，而是来自他对文学在中国命运的判断――在经济和文学都“欠发达”的国度里，文学的衰落竟和发达国家相似到了这样的程度，这究竟是文学无可避免的宿命，还是“全球一体化”的必然结果？我们都知道柄谷所说的“现代文学”和我们所说的“文学”指的是什么。被赋予“深刻意义”的文学在今天确实不会被人们特别关切了。因此，中国当下文学著作印数的下跌和批评家的无关紧要，就不应看做是个别的例子，它恰恰是全球性的共同问题。同样道理，即便文学昔日的地位无可挽回，那么，也诚如柄谷行人所说：文学还会展示它固有的力量。
后来我读到了洪子诚老师的《批评的尊严――作为方法的丸山升》一文，在这篇文章里，洪老师以他一贯的平实风格叙述了他对丸山升批评方法的认识。在文章的最后他说：“在这篇读后感性质的文章的标题里，我用了‘尊严’这个词，来概括读丸山升先生著作之后的感受。这确有一些踌躇。在我们生活的许多崇高词语贬值或变质的时代，这个词可能过于重大，但也可能过于媚俗。不过，如果从坚持某种目标和信念，通过‘抵抗’形成某种属于自己的独立方式，不断寻求对于‘事实’的接近这一点，使用这个词应该是恰切的吧。”我知道，这个交代除了洪老师的谦虚和温和之外，事实上也隐含了他对中国当下批评没有言说的看法。在这个意义上，“尊严”这个词就意味深长了。
事实也如此。当下批评无论持有怎样的立场其实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很可能是对待批评本身的态度。在洪老师的文章中，丸山先生对批评的诚恳给我深刻的印象。他确实是一个从事文学研究和批评的严肃学者。如前所述，我虽然对当下的文学一直在肯定或辩护，但实际上，这些年来从事文学批评的心情是非常复杂的。这时我们才会感到语言的有限性，感到立场、情感支配下言说的词不达意。也许，这就是我们这代人的宿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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