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康慨报道 智利天才小说家罗伯托・波拉尼奥的生前好友奥拉西奥・卡斯特利亚诺斯・莫亚（Horacio Castellanos Moya）决意挺身而出，挑战美国人对波拉尼奥的庸俗包装、不实宣传与商业贩售，
卡斯特利亚诺斯・莫亚乃萨尔瓦多著名作家，生于洪都拉斯，青年时代长居墨西哥城，自此与波拉尼奥结友。今年9月19日，他在阿根廷《民族报》撰文《谈波拉尼奥神话》（Sobre el mito Bolano），《格尔尼卡》（Guernica）杂志则在几天前以《波拉尼奥有限公司》为题，刊登了该文的英译。
美国制造
“市场皆有其主宰者，一如这个被污染星球上的万事万物，”卡斯特利亚诺斯・莫亚写道，“正是这些市场的主宰者们决定着你的舞步，无论是贩卖廉价的避孕套，还是在美国贩卖拉美小说。”波拉尼奥狂热蔓延美国，让卡斯特利亚诺斯・莫亚心生厌恶，并暗下决心，从此远避有关波拉尼奥的一切话题，直到他的朋友、纽约城市大学教授萨拉・波拉克（Sarah Pollack）不久前寄阅所著论文，方转意而投书报章。
波拉克女士之论文分析了“波拉尼奥神话”的构建过程，指出其背后不仅有出版商的市场操作，亦反映出拉美文学和文化的面貌已被美国人加以重构，并向大众推销。卡斯特利亚诺斯・莫亚对此深有同感。他回忆说，每当身在美国，只要说自己是个写小说的，而且来自拉丁美洲，对方必会立刻迸出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大名，继而面露自得的微笑，仿佛在说：“我知道你，我知道你是打哪儿来的。”如果碰上个见多识广的主儿，则还要加谈伊莎贝尔・阿连德或保罗・科埃略。而最近，这同一拔美国佬已经开始动辄抬出波拉尼奥了。
“关键之处在于，三十年来，在北美读者的想象中，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品就是拉美文学的代表。”卡斯特利亚诺斯・莫亚写道，“然而这一切终于褪色，诱惑不再，文化机构遂转而寻找新品。”波拉尼奥的《荒野侦探》及其内脏现实主义于是应运而出。
早先，波拉尼奥的中短篇小说皆由独立出版商新方向（New Directions）小心翼翼地在北美市场推出，销量平平。就在《荒野侦探》的版权谈判中途，忽有大佬现身，认定此乃杰作，可被选作下一个“大家伙”――新的《百年孤独》，其作者刚刚过世不久，更便于放胆引导市场之舆论导向，正如萨拉・波拉克所分析的那样：“波拉尼奥的创作才华、引人注目的生平、皮诺切特政变期间的个人经历、他某些作品被贴上的南美独裁主题小说的标签、2003年7月15日他50岁时的肝衰早亡，皆有助于‘制造’出易为美国接受和消费的作者形象。”
坏孩子还是好男人？
卡斯特利亚诺斯・莫亚翻开英文版的《荒野侦探》时，惊讶地看到，书中所选照片上的作者他竟然不识――此乃“后青春期”的波拉尼奥，长发蓄须，一副嬉皮模样，应为他1974年在墨西哥参与创办下现实主义诗歌运动期间所摄。而出版商之所以如此，显然意在唤起读者对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反文化运动的恋旧之情。报刊所云，亦多集中于波拉尼奥不羁的青年时代：为当诗人而高中辍学；从墨西哥冒险旅行到智利并遭逢政变而入狱；与诗人马里奥・圣地亚哥发起下现实主义运动并终告流产；颠沛流离于欧洲，在露营地当守夜人和洗盘子工；出于推测的身染毒瘾以及不幸的早夭。所有这一切，共同构建出了一个极具诱惑力的悲剧性神话――或如丹尼尔・克里明斯在《Paste》杂志上所言：波拉尼奥就是“拉丁美洲的柯特・柯本。”
波拉克女士强调，不曾有美国记者道出如下事实：写出《荒野侦探》及其大部分小说时的波拉尼奥，实乃称职的爱家男人和优秀的父亲。（卡斯特利亚诺斯・莫亚亦称，波拉尼奥总是将孩子置于首位，即便他过世前找过情人，也是以拉丁美洲最保守的方式，全然不曾危及家庭的和谐与稳定。）然而，出现在读者面前的波拉尼奥已经被传奇化了，成了兰波和垮掉一代的交集。大多数评论家亦罔顾事实，暗指他死于酗酒或吸毒，而他早亡的真正原因，乃胰腺炎未曾得到细心诊疗，终致肝脏受损。说到底，与那些酒毒缠身而过早离世的美国偶像们不同，波拉尼奥的死更像巴尔扎克或普鲁斯特，他们都是由于过度劳累，而在五十低龄辞世。所谓叛逆
“我可以告诉诸位，”卡斯特利亚诺斯・莫亚说，“波拉尼奥不会乐于听闻被称作拉美文学的詹姆斯・迪恩、吉姆・莫里森或杰克・凯如阿克……他从来也不是颠覆分子或沉醉于政治运动的革命者，更不是什么maudit作家（本报注：边缘性的、反社会的、爱罪错的、被目为精神病的、往往早亡的艺术家，如兰波或海子）。若称他为反叛之士，则只可以皇家西班牙语学院的描述定义之：‘质疑、反对，或抗议一切成规之人。’”
他以这种反叛精神，在1970年代初反抗胡安・巴尼约洛斯（Juan Banuelos）和奥克塔维奥・帕斯主导的墨西哥主流文坛，也以这种反叛精神前往阿连德的智利，但他不曾参加任何政治武装，坐了八天牢之后，见到他和卡斯特利亚诺斯・莫亚共同的朋友曼努埃尔・“梅梅”・索尔托（Manuel “Meme” Sorto）时，还在“吓得不停发抖”。他将这种反叛精神保持到了生命终点。2002年，波拉尼奥以电子邮件致信卡斯特利亚诺斯・莫亚，攻击拉美文学不可侵犯之诸圣：“这腐臭的私人会所里结满蛛网，由巴尔加斯・略萨、加西亚・马尔克斯、富恩特斯，以及其他翼龙们所把持。”
到了美国，波拉尼奥的这种反叛精神却被大肆拔高，用以构建美版神话。美国人也曾在同一个市场上如此贩售切・格瓦拉的神话，始自凯如阿克“在路上”故事亦常读常新。卡斯特利亚诺斯・莫亚以嘲弄的口吻写道：美国读者何其敏感，读毕《荒野侦探》，他们必能收获两样心得：一是催生反叛与冒险的“青春理想主义”，另一个则是其道德含义，即年少时尽可以胡作（读平声），但若终不能浪子回头，变得成熟而负责，那就是死作，恐怕下场悲惨而晚景凄凉，一如书中之阿图罗・贝拉诺或乌利塞斯・利马。波拉克女士总结道，波拉尼奥由此合乎了美国文化的规范。美国读者亦以此重申了他们对拉美文学糟糕至极的偏见――他们怀抱新教伦理，自视高人一等，拥有种种美德：勤劳，成熟，负责，正直，而其拉美南邻则懒惰，幼稚，鲁莽，无义。因此，“从这种视角看，《荒野侦探》颇对美国读者的胃口，他们既能从中获得野趣（the pleasures of the savage），亦可得到文明上的优越感。”
波拉克女士的观点令人耳目一新，卡斯特利亚诺斯・莫亚先生的文章酣畅淋漓，两针见血之际，质疑的不是波拉尼奥其人其作，而是美国式的庸俗商业文化。然而美国人也算有功，若非他们大力宣传鼓噪，令波拉尼奥名扬全球，则中文读者要读到《荒野侦探》，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了。
《荒野侦探》中译本已由北京世纪文景公司于今年8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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