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莱森在书中开宗明义地写道：“我想象不出还有什么年代、什么地方能像生活在上个世纪50年代的美国人那样让人心满意足。没有哪个国家曾那么繁荣过。”他这么说，是有充分的依据的。1951年，作者还是个在滑梯上玩耍的孩子时，几乎90%的美国家庭都有冰箱，大约3/4的家庭有洗衣机、电话、吸尘器、煤气炉或电炉――这些东西对当时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大部分人来说还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当时美国人口只占世界人口的5%，却拥有比其他95%的人口还要多的财富，可以说是富甲天下。
一场二战，几乎使所有的参战国元气大伤，惟独美国本土因远离战火而毫发无损，成了二战最大的赢家。大发战争财的美国迎来了新一轮经济与科技的腾飞，一跃成为超级大国，进入了什么都敢想、什么都敢做的巅狂年代。书中记述了这样一件事：美国邮政服务公司从大西洋的一艘潜艇上发射了一枚火箭到达100英里外佛罗里达州的空军基地，火箭上携带有3000封优先投递的邮件。为此，作者故乡的《得梅因纪事报》在1959年6月8日带着一丝兴奋和骄傲报道：《邮件可通过导弹传递》。
如果说，“火箭投递邮件”这条新闻让我们惊叹，那么，美国第一枚氢弹爆炸成功后引发的一些“奇思妙想”，在让我们忍俊不禁的同时不免目瞪口呆。主持美国氢弹研制的匈牙利裔科学家泰勒提议，用氢弹改变河流的流向，比如，确保多瑙河只流经资本主义国家；用核装置改变地球气候，从而把美国北部的冬天永远驱逐出去，永久流放到苏联。
笔者不禁想起了我们的“大跃进”时代，全民砸锅砍树大炼钢铁，“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粮食亩产十几万斤的“卫星”说放就放。结果，“大跃进”造成三年大饥荒，成为新中国历史上惨痛的一页。假如美国人用氢弹改变多瑙河流向、将寒冬永久赶向苏联的计划付诸实施，那它给人类造成的灾难肯定远远超过中国的“大跃进”。幸好这只是一小部分科学狂人的“狂想曲”，美国的体制、美国的论证决策机制保证了这样的“狂想曲”变成戕害人类的现实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当电视开始进入普通中国人的家庭，笔者记得，那时买一台18英寸的彩电，大概要花去一个工薪家庭一年的收入。但早在1952年，1/3的美国家庭已经购买了电视机。那时，一个美国普通工人一周的税后收入不到100美元，而一台电视机的价格为500美元。电视的普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电视开始与经济联姻，出现了以企业品牌冠名的节目，如高露洁喜剧时间、通用戏院、吉利体育系列等；广告商控制了节目的方方面面，比如，受骆驼牌香烟赞助的节目撰稿人不得在戏里写坏蛋抽烟，不得涉及火或者纵火的内容……这与我们近年来许多电视剧中“巧妙”地插进赞助商的产品何其相似。商业操纵艺术，书中写到的这方面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当时美国有一部长达90集的电视连续剧《纽伦堡大审判》，因为赞助商是美国煤气公司，所以，剧作者只好把剧中所有涉及煤气或犹太人被煤气毒死的片段删掉了。
笔者原来以为，连环画大概是中国的国粹。然而，阅读本书，却让我吃惊地发现，上世纪50年代是美国连环画的黄金时期，那时，美国每个月能出版一亿册连环画，有12%的教师是连环画的忠实读者。布莱森回忆了自己当时贪婪地阅读连环画的情景。然而，当电视出现之后，连环画的好日子结束了，销售持续萎靡。作者写道：“许多孩子觉得如果你能在电视上看到超人、佐罗，为什么还要强迫自己去阅读一页一页的文字呢？”想想伴随我们的童年岁月、带给我们美好回忆的连环画，也曾多么辉煌，如今一蹶不振，不由让人唏嘘。
布莱森1951年生于美国的中部城市得梅因。父亲是一个善写体育新闻的专栏作家，母亲是同一家报纸的家装类编辑。父母宽容和蔼，除了母亲不擅长做家务以及有一次让他穿着女式卡布里裤去上学，“从小到大，我几乎没受过什么创伤。”而他成长的年代正是战后美国经济突飞猛进的黄金时期。生活富足，使得他从小无忧无虑，充满了幻想。他曾穿有带闪电图样的旧球衣，颈挂毛巾斗篷，在自家院子内外疯跑；幻想一跃而过高楼大厦，除尽邪恶无能之辈，并且给自己起了个“霹雳小子”的外号；骚动的青春期时，他为因不到法定年龄而无法看脱衣舞而懊丧；也曾与同学恶作剧，用撒尿漂白圆木，惹得老师以为用的是柠檬汁而去舔舐。这些青春年月所拥有的最刺激、最恐惧、最有趣、最渴望、最骚动不安、最迷茫、最兴奋的时刻，某种程度上也是上世纪50年代美国的真实写照。
（《闪亮的日子》，[美]比尔・布莱森著，陈新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5月第一版，2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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